2026年2月28日，一则消息再次震动白酒行业：五粮液集团董事长曾从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在一个多月前，曾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丁雄军刚刚被查。而在他之前，袁仁国、高卫东两位茅台原董事长已经锒铛入狱。
五年多时间，茅台三任原董事长接连落马；五粮液方面，李曙光、曾从钦两位原董事长也在近期相继被查。
这不禁让人疑问：为何这些白酒巨头的老总纷纷落马？
落马高管名单越拉越长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近年来茅台、五粮液被查的高管名单。
贵州茅台：
袁仁国（原董事长，2019年5月被查）：茅台集团的标志性人物，在茅台工作超过40年。他被查实的受贿金额高达1.129亿元，为他人谋取的利益主要围绕茅台酒经销权、增加供应量等事项。中纪委通报指出，他大搞“家族式腐败”，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2023年9月，袁仁国在狱中去世。
高卫东（原董事长，2022年5月被查）：2020年3月出任茅台集团董事长，任职时间虽短，涉案金额却更加惊人——1.1亿余元。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经营公司、承揽工程项目、获得土地开发权、购买茅台酒等提供帮助。2024年2月，高卫东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丁雄军（原董事长，2025年1月被查）：2021年8月到任茅台，2024年4月离任，仅8个月后被查。目前案件仍在审查中。
除了三任董事长，茅台还有多名核心高管落马：
· 刘自力（原总经理）：受贿185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 谭定华（原副总经理）：2016年被查，“老公办事，妻子收钱”的典型
· 马玉鹏（原总经理助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受贿6700余万元，手段极为隐蔽——让行贿人代为保管3700余万元贿款
· 高守洪（原副总经理）：违规投资入股、兼职取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 王崇琳（原副总经理、销售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其妻共同受贿
· 房国兴（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受贿超1000万元
· 李明灿（原副总经理、销售公司经理）：2020年落马
· 周振乾（茅台技术开发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9月被查
五粮液：
· 曾从钦（董事长）：2026年2月28日通报被查
· 李曙光（董事长）：2025年1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 余铭书（监事会主席）：2018年8月被查
· 张辉（董事，由宜宾国资公司委派）：2018年7月被查
这些仅仅是公开报道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仅茅台集团被查的高管及相关人员就已超过14人。
前腐后继，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白酒行业，尤其是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龙头企业，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一、名酒的“硬通货”属性
茅台、五粮液早已超越了普通消费品的范畴。由于其稀缺性和巨大的市场价格差（官方指导价与市场实际售价严重倒挂），它们具备了类金融属性，成为一种可以变现、送礼、拉关系的“硬通货”。
中纪委曾明确指出，名贵特产容易成为利益输送的媒介。贵州省委原常委王晓光就是通过倒卖茅台酒批条获取巨额利益的典型案例。
在这种环境下，掌握茅台酒经销权、批条权力的高管，自然成为各路商人“围猎”的对象。
二、销售体系是腐败重灾区
从上述案例可见，大量落马高管都有在销售公司任职的经历。这是因为销售环节直接对接经销商，是权力寻租最直接的出口。
在“平价茅台一瓶难求”的背景下，谁能拿到经销权、谁能获得更多的供应量，谁就掌握了巨大的财富。袁仁国、刘自力、马玉鹏等人的受贿事实，几乎都与此有关。
马玉鹏的案子特别典型。他为25名经销商在茅台酒经营、增加供应量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6700余万元。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让行贿人代为保管其中的3700余万元。
三、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失
茅台、五粮液作为地方支柱性国企，其“一把手”往往大权在握，涵盖了生产、销售、品牌、投资等各个环节，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袁仁国在任时，其办公室外曾门庭若市，经销商千方百计与之拉关系。这种个人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使得决策容易偏离企业利益，转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四、家族式腐败与圈子文化
多个案件都呈现出“家族式腐败”的特点。谭定华是“老公办事，妻子收钱”；王崇琳与其妻共同受贿；袁仁国更是被通报“大搞家族式腐败”。
企业内部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和帮派文化。这种关系网使得监督难以穿透，也让后来的继任者容易陷入前任的腐败路径，形成“前腐后继”的怪圈。
五、扭曲的政商关系
茅台等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也因其特殊地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一些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进行“政治攀附”，将企业作为个人晋升的跳板。
袁仁国案就是一个典型，他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寻找政治靠山的工具。王晓光向袁仁国打招呼获取专卖店，也清晰地勾勒出权力（官员）与资源（酒企高管）相互勾连的政商关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