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擡頭爲啥是在二月二？
辛 德勇
一、大家怎麼說
二月二，龍擡頭，這是從小還沒長大的時候就聽大人唸叨的說法。龍頭擡沒擡起來這誰也說不清，不過這是一個中國傳統的民俗節日，人們過到這一天，就會有些莫名其妙的說道兒。像吃喝，有的地方是吃豬頭肉，啖春餅；一年忙到頭的女人們，也會藉這個由頭給自己放假——文雅的說法，叫“婦女忌鍼黹”。
在明末人劉侗、于奕正撰著的《帝京景物略》裏，我們看到北京城裏當時的風俗是：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熏牀炕，曰熏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蠍，其爲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蝨之屬，臭蟲由倍焉。所苦尤在編戶，雖預熏之，實未之有除也。（《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條）
這是借所謂“龍擡頭”之名來“引龍”，目的是用天上的大龍來嚇唬諸如蠍子、蒼蠅、蚤蝨這些地上的害蟲。這一習俗的要害，是所謂“引龍”與“龍擡頭”具有直接的關聯。
中國書店影印明崇禎刻本《帝京景物略》
這些時令的說道兒，各個時期、各個地方往往會有所不同。不過回憶我少時在東北的經歷，除了過了這一天就能夠剃頭了，就再也沒有其他什麼記憶了（翻檢古書，特別是手頭的《京本江湖博覽按摩修養淨髮須知》，我倒沒有見到正月裏不宜剃頭的說法）。這樣做的說道兒，大概是你一個凡夫俗子，草民而已，天上的大龍還沒擡頭呢，你怎麼敢淨髮露頭？
雖然各地民俗在這一天怎麼過的都有，但它終歸有一個共同的起源。談到事物的起源，首先是它的時間起點。關於二月二龍擡頭這個時令節日，現在人們一般認爲它是始自元朝。
在元朝人熊夢祥撰著的北京地區方志書《析津志》裏，對這個節日清楚記載說：
二月二日，謂之龍抬頭。五更時，各家以石灰於井畔周遭糝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內。男子、婦人不用掃地，恐驚了龍眼睛。自此後，市人以竹栓琉璃小泡，養數小魚在內，沿街擎賣。（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歲紀》）
熊夢祥是江西人，元末以茂才異等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曾任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後以老疾致仕，享年九十餘歲，故《析津志》一書應是撰著於元代末年，書中記述的北京地區二月二習俗，自然是元代的情況。
析津爲遼南京、亦即今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政區名稱，全稱“析津府”。遼南京在元代名大都，其週邊京畿地區則設爲大都路。熊夢祥撰著大都地區的方志而以“析津”爲名，這是遵循宋元時期的通例。蓋宋元時期的方志，往往都用當地古地名作爲志書的名稱，如北宋人宋敏求著《長安志》、南宋人范成大著《吳郡志》、元人徐碩著《嘉禾志》（《至元嘉禾志》）等都是如此，無足怪也。
請注意《析津志》所說元大都地區“以石灰於井畔周遭糝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內”的做法，是講用白灰圍着井口撒出白道，然後連通到房間裏來。這是在幹什麼？這應該就是在“引龍”，也就是明時北京人所說“引龍”之事的本義。
然而，龍要是連頭都不擡，龍眼看不見你在幹什麼，你又來怎麼引？“引龍”顯然要以“龍擡頭”爲必備前提。
另外，在《朱太守風雪漁樵記》這齣元雜劇裏，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道白：“我直到二月二，那時可是龍擡頭，我也不敢擡頭。”（明臧晉叔編《元曲選》）這樣的戲詞，更清楚體現出“二月二龍擡頭”已是元人很普遍地要過的一個節令。
二、扭頭看看這一天
那麼，由此上溯，我們再來看一下在元朝之前，人們在二月二日這一天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節令活動呢？
在清朝人秦嘉謨編著的《月令粹編》這部書裏，我們看到二月二是個挺有意思的紀念日：它是土地神的生日，也是孟夫子的生日；更有意思、也很不可思議的是，它還是白老虎的生日。天下的白虎都是一個媽在同一天生下來的啊？不然怎麼會這樣？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不管是土地神、孟夫子還是白老虎過生日，都沒有成爲各地普遍流行的民俗節日。孟夫子絕不會是白老虎成精變的，民俗裏的事兒，有些就是說不清，可“二月二龍擡頭”卻在史書中留有一些記載，足以讓我們看清它的形成過程。
唐朝以前的情況，像這類節令活動，查閱一下《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就能看個大概。像中秋節，在後世看來這麼重要的節令，在唐人編纂的《藝文類聚》和《初學記》裏，就連一個字兒都沒提。你要是明白《藝文類聚》和《初學記》這種書是幹什麼用的就會明白，這是因爲當時社會大衆還不把這個日子當節令過——像《藝文類聚》和《初學記》這樣的書，在古代被稱作類書，它的用途是供文人在寫詩作文時查尋典故，即所謂“尋章摘句”是也。若是有二月二這麼個節令，舞文弄墨的文人就不能不寫，像《藝文類聚》和《初學記》這樣的類書也就不能不開列相應的條目。
前幾年我研究中秋節的起源，就運用過這樣的方法。《初學記》編著於唐開元年間，因而書中體現的是玄宗前期的情況（《藝文類聚》是唐初編纂的）。後來在唐文宗時期來華的日本僧侶圓仁，清楚記述說“八月十五日之節”乃“新羅國獨有”（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顯而易見，這一節慶活動是從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國傳入中國大陸的。
對此，我在《說中秋》一文中做過詳細的論述（見拙著《天文與曆法》）。有些無知無識的妄人，見這個結論不和他們的意，便對拙文和敝人大加攻擊謾罵，還一副理很直、氣更壯的扮相，吵吵嚷嚷地說什麼《周禮》裏就有了中秋節。
這真讓人齒冷不已。因爲他們連《周禮》裏寫的“中秋”二字講的究竟是什麼都根本看不懂，以爲歷史學研究就是查字典呢，查到個長得一樣的詞兒就算研究成果（這些人大多根本不認識正體字，讀不懂、也從來沒讀過《周禮》，不知道在因特網上搜出來些什麼就信以爲真，連“查字典”這樣的程度還都遠未達到）。這樣的人，拉幾個小哥們兒自己嗨一嗨倒也無妨，卻是沒有資格竄到檯面上來談論這個問題的。
遵循這樣的研究方法，我認爲直到《初學記》編著成書的玄宗開元年間，在唐朝還沒有出現“二月二龍擡頭”這樣的民俗節令。
宋朝的情況，我們可以通過如下兩部歲時著述看出：一部是南宋初年人蒲積中所著《古今歲時雜咏》，另一部是南宋末年人陳元靚寫的《歳時廣記》。因爲所謂“歲時”講的就是一年到頭的各種時令。
在這兩部書中，我們看到的節令，在正月衹有元日（亦稱“元旦”）、立春、人日（初七）、上元（十五日）、晦日（亦稱“正月晦”），二月則有春分等，看不到一絲一毫與“二月二龍擡頭”直接相關的記載。
根據這些記載，我們首先瞭解到，同所謂“二月二龍擡頭”在時間上最爲接近的一個全國性重要節日，是正月晦日，也就是一月的最後一天。東漢末年人劉熙在《釋名》一書中解釋說：“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釋名·釋天》）中國的陰陽混合曆，有所謂“大盡”、“小盡”（或稱“大建”、“小建”），講的就是一個月過到頭，過到一點兒光亮兒都沒了的時刻，是長一天，還是短一天——大盡晦日爲三十，小盡爲二十九，也就是看正月大還是正月小來定具體的日子。不管正月大，還是正月小，反正正月晦日的第二天就是二月朔日，也就是二月初一。這就離二月二“近在咫尺”了。
正月晦日這一天，直到唐玄宗時期，還不是什麼通行的時令，可由這時再往後，經歷肅宗、代宗兩位皇帝，到了德宗皇帝在位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先是在德宗貞元四年九月丙午這一天，看文武百官幫他做事兒，一年到頭活兒幹得很是辛苦，於是決定一年給大家放三天假：“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當然當官做老爺的不能像貧苦百姓一樣窮歡樂，不光讓你放假，還得給賞錢呢。從最高行政長官宰相的雙份二百五開始，等而下之，各賜錢若干貫（《舊唐書·德宗紀》）。
這九月丙午時值初二，唐德宗在這時發佈休假的詔書，顯然是想讓文武百官能趕着在九月九日就享受到所賜予的恩惠。在這一舉措後面大的政治背景，是唐德宗經過長達七年左右的時間，在貞元二年基本終結了“涇師之亂”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政治動盪，全國的局勢大體穩定下來。爲進一步和諧朝政，讓大家體味一下小康社會的幸福生活（案《舊唐書·德宗紀》所載貞元四年九月丙午詔書中有“方隅無事，蒸庶小康”這樣的話），纔施放出這浩浩皇恩。
不過事兒做得稍微急了點兒。你看後面兩個節假日，一個是三月三，另一個是九月九，在數目上跟它們搭配的，本應該是正月元日，也就是一月一。然而正月初一已經過了大年，實在沒法再往這兒配，於是衹好用這正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晦日來替代了。
可這事兒你要是仔細一想，肯定會覺得不是十分妥當。給文武百官放三天假享樂一下，本來是要讓臣子們好好感受一下安定祥和的社會生活，可把這個共享小康社會之樂的日子選在月黑夜沉的晦日，難免會有些晦氣。高高興興的一件事兒，何必非觸這麼個霉頭呢？
雖然在唐德宗定立這一節假日之前，在有些地區就有把正月晦日當節日過的習俗（陳元靚著《歳時廣記》卷一三引《荊楚歲時記》），但人越不行的時候忌諱越多，“涇師之亂”把德宗搞得狼狽不堪，這時衹不過在維持着一個還算過得去的顏面而已，對這個“晦日”還是避忌一下爲妙。
於是我們看到，緊接着在這下一年的正月德宗就又頒佈詔書說：
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舊唐書·德宗紀》）
實際上籌劃這一變更，在上一年九月初定以正月晦日爲三令節之首以後，沒過多久，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唐人李繁的《鄴侯家傳》具體記述了乃父李泌參與此事謀劃的經過：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日與寒食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以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時，又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也。臣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勳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醞酒，謂之宜春酒；村閭祭句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即令行之，並與上巳、重陽謂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三《中和節》“賜宴會”條引《鄴侯家傳》）
我引述的這段文字，依據的是2020年中華書局點校本《歲時廣記》，首先需要訂正其中一個關鍵的誤字。這就是“乃春無公會矣”句中的“乃”字，應是“仲”或“中”字的舛譌，即德宗詔書所說“春方發生，候及仲月”的仲春之月，這也就是二月。
所謂“公會”，我理解就是各級官吏放假公休的意思。又《鄴侯家傳》所說“上巳日”，實際上指的是三月三日。蓋直到東漢末年，中國社會一直有在三月上巳日、即三月第一個巳日祓禊於水濱的習俗（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書·禮志》）。所以《鄴侯家傳》裏講的“上巳日”同貞元四年九月丙午詔書中所說的“三月三日”是同一個日子，初不必爲這兩處記載在字面上的歧異而感到困惑。
唐德宗時隔三個多月就又以二月一日（朔日）取代正月晦日作爲“三令節”之一，並給這個節日定立一個正式的名稱——中和節。
請注意前一年在把正月晦日列入“三令節”時，並沒有“中和節”這個名稱，蓋“中和”之“中”即前述“仲春之月”之“仲”，在這裏指的就是二月（案“仲春之月”的本義是太陽年的月份，亦稱天文月，同正月、二月的“月”性質完全不同，這裏是借用其義），古時“仲”、“中”兩字相通互用，像這樣的用法，是很常見的。德宗詔書中“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這句話，在《太平御覽》卷三〇引述的另一部佚名《唐書》中是寫作“宜以中和節代晦日”，《太平御覽》並有附注云：“中和之節，自茲始也。”讀此尤易理解，在貞元四年九月所定“三令節”中衹有“正月晦日”，並沒有“中和節”一名。
中華書局影印宋刻本《太平御覽》
唐德宗定下的這個中和節，在唐代後期曾興盛一時（唐康輧《劇談錄》卷下“曲江”條）。不過這如同德宗所自言，畢竟是“自我作古”（《新唐書·李泌傳》），並沒有什麼廣泛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大家看與這個“二月一”並列爲“三令節”的“三月三”和“九月九”就會很容易明白，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歷史傳承，衹是人爲硬設的一個節日，那麼，“二月二”顯然要比“二月一”更顯協調。相傳出自唐人郭橐駝的《種樹書》，談到一種“本命日”，乃“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由此出發，我們若是再想想端五（端午，五月初五）和七夕（七月初七），就更容易理解古人追求這種形式齊整的心理。
果然，在唐代後期，我們就在長安城裏看到了“二月二日曲江採菜，士民遊觀極盛”的 景象（清汪灝等《廣羣芳譜》卷二《天時譜·二月》引五代李綽《秦中歲時記》）。
京師以外的地方，則可以看到，宋人杜氏撰《壺中贅錄》，稱“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其遊觀之盛，以至“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塚之上，立馬張旗望之。後乖崖公帥蜀，迺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爲樂。’乃于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名曰遊江。於是都人士女，騈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歷寺橋出，讌于寺內。寺前剏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歲，薄暮方回”（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遊蜀江”條引杜氏《壺中贅錄》）。文中“乖崖”乃宋初人張詠自號，故杜氏《壺中贅錄》所云乖崖公之前的蜀中舊日風俗，理應從唐代後期沿承而來。
事實上，唐代後期二月二日曲江採菜的風俗，沿承到北宋時期，已經逐漸通行各地，並有了一個很正式的節日名稱——“挑菜節”。
這個“挑菜”的“挑”同“曲江採菜“的“採”字語義相同，都是摘取或是挖取的意思。時人張耒有《二月二日挑菜節大雨不能出》詩云：“久將菘芥荆南美，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雨轆轤聲。”其自注曰：“北方治菜畦如棊枰，極細匀，汲井灌之，次第相及，殊可觀也。”（張耒《張右史文集》卷三四）。張耒在挑菜節時身居“荊南”而憶及北方故園，可見二月二日過此佳節，在趙宋境內已是南北各地普遍都過的節日。
這個挑菜節不僅通行於民間，還已進入皇宮。南宋末年人周密，亡國後入元，寫下一本《武林舊事》，追憶南宋杭州城的繁盛，其中不僅寫到了皇宮裏面過的這個挑菜節，同時也還寫到了它與中和節之間的衍生關係：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羅御服、百官服單羅公裳而已。
二日，宫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黒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鐲、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窯、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元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挑菜”條）。
顯而易見，宋人的“挑菜節”就是從唐人的“中和節”衍生而來。在中和節這一天，宋人還是照放公休假，民間也還有一些節慶活動（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月”條），可官家主要的樂子就都移到了二月二這一天。
這幫老爺們玩兒得真是不亦樂乎，騎在百姓頭上作威，圖的就是作這個福。可是，你再能作威作福，要過好這個“挑菜節”，也得有個基本條件——這就是它得有菜可挑。
三、龍頭何時擡起來
趙宋時期，在中國北方，先後有遼、金兩個國家與之並峙，元大都這一帶都處於其勢力範圍之內。現在需要我們思考的是，二月二的時候，趙家人有青菜可挑，那麼，元大都的蒙漢居民也有的挑麼？我想每一個在北京生活過的人都明白：不能。在自然條件下，這時還沒長出可供採挖的青菜食用。
通過前面的敘述，我們知道宋國境內的二月二挑菜節是由唐朝後期的中和節蛻變而來。瞭解這一背景之後，也就很容易理解，“二月二龍擡頭”這個時令節日，就是中和節在天寒地凍的元大都地區的一種自然衍化。
前面提到的那位由宋入元的周密，在他的筆記《癸辛雜識》中記述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種稀見的曆法現象：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元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條）
前面已經講過，按照唐人郭橐駝的說法，這“正月初一”、“二月初二”以至“十二月十二日”都是所謂本命日，“立春”、“驚蟄”等則是二十四氣中的十二個“節氣”，也就是“一節之氣”開頭兒的時刻。趕得巧吧？趕得這麼巧，無疑會增重這些本命日同十二節氣的聯繫；至少在人們的心目之中會是這樣。
“驚蟄”這個節氣名稱中的“蟄”可以指一切冬眠的動物，譬如蛇。古人常以龍蛇並舉，他們說的這龍長得是個啥樣，我們今天真不大好說。可古人以爲龍也像蛇一樣會冬眠，《周易·繫辭》就有“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的語句。這樣看來，所謂“驚蟄”也不妨解出警醒大龍的意思來。
譬如北宋時期的著名學者劉敞，就寫有“池上龍蛇驚蟄起”的詩句（劉敞《公是集》卷二三《城下種竹今春極有佳筍》），顯然是說“驚蟄”也能把大龍同小蛇一道驚嚇起來。南宋初人張元幹有一首詠驚蟄的七言絕句則寫道：“老去何堪節物催，放燈中夜忽奔雷。一聲大震龍蛇起，蚯蚓蝦䗫也出來。”（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四《甲戌正月十四日書所見〔來日驚蟄節〕》）驚蟄驚蟄，連龍蛇帶蚯蚓蝦䗫，衹要是冬眠的動物，啥都一起震醒了。
廣陵書社影印民國刻《彊村叢書》本《樂庵詩餘》
再往後，到了元朝，有個名叫吳存的人，寫下一闋《水龍吟》詞，給他的族父賀壽，題目叫《壽族父瑞堂〔是日驚蟄〕》，詞曰：
今朝蟄户初開，一聲雷喚蒼龍起。吾宗仙猛，當年乘此，遨游人世。玉頰銀鬚，胡麻飯飽，九霞觴醉。愛青青門外，萬絲楊柳，都撚作，長生縷。
七十三年閒眼，閲人間、幾多興衰。酸醎嚼破，如今翻覺，淡中有味。總把餘年，栽松長竹，種蘭培桂。待與翁同看，上元甲子，太平春霽。（元吳存《樂庵詩餘》）
詞牌就叫“水龍吟”，同“今朝蟄户初開，一聲雷喚蒼龍起”的句子相結合，清楚體現出“驚蟄”一如“驚龍”的意境。這被受驚而起的大龍，不就擡起頭來了麼？
這些情況，足以證明“二月二龍擡頭”同驚蟄這個節氣的內在聯繫，但驚蟄同二月二趕到同一天的日子，不是衹有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這一次，即以同樣是本命日與“立春”、“驚蟄”等十二“節氣”相重的情況而論，儘管十分稀見，也不是衹有這麼一回。同樣還是那個周密，同樣是在《癸辛雜識》那本書裏，他就記載了另一次完全相同的現象。這一年，是在宋理宗寶祐四年：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情況一模一樣。周密感嘆說，除了至元三十一年那一次，“夷考百年以來”，“餘未見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元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夷考百年以來理宗寶祐四年丙辰”條）。
看我寫到這裏，一些讀者一定會問：“二月二龍擡頭”的習俗是不是起源於此時呢？不是，這一習俗始見於史籍的時間，比這還要更早一些。
在北京西城區西四南大街磚塔衚衕的東口，有一座從容庵，它是由金朝至蒙古國期間的高僧行秀所創建的。行秀和尚儒釋兼備，自稱“萬松野老”，人稱“萬松老人”。當年的容庵，現今僅剩存一座磚塔，其他建築俱毀失無存。
作者在萬松老人塔前
這座磚塔始建於元代，是行秀和尚的墓塔，故俗稱“萬松老人塔”。“萬松老人塔”是北京內城現在僅存的磚塔，磚塔衚衕即緣此塔而得名。不過現在人們看到的這座磚塔，已不是元代的初始模樣，乃是清乾隆十八年大幅度重修之後的形態。
乾隆十八年重修萬松老人塔題記
就是這位萬松老人，在這座從容庵內，寫下過一部題作《從容庵録》的禪宗語錄，其中談到了“二月二龍擡頭”的習俗：
雪竇亦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萬松道：“雪竇貪觀脚下，不知穿過髑髏。天童冷口傷人，明人不作暗事。我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懐裏，擬議不來，隨後敎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爲什麽如此？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擡頭。（釋行秀《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卷二“雪峯看蛇”條）
又：
雷驚出蟄，頌此僧探頭太過，不待驚蟄二月節，早起龍頭。不知浮雲將隨龍而行，而爲妙翅威風遏絶，不覺頭撞也。（釋行秀《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卷三“興陽妙翅”條）
萬松老人是得道高僧，講的這些禪語機鋒，我這個凡夫俗子實在讀不懂，也不知以上文句點讀得對還是不對，不過他用“二月二龍擡頭”來做譬喻，清楚說明在當時的北京城（金中都）裏已經普遍行用這個節令。
萬松老人是在蒙古定宗元年圓寂於燕京城內的，時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這比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早十年；而他寫出《從容庵錄》，時爲金宣宗元光二年（據《從容庵錄》卷首行秀自序），時值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這比宋理宗寶祐四年要早三十三年。因而“二月二龍擡頭”這一節令的形成，同寶祐四年這次本命日與十二“節氣”相重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本命日同十二“節氣”一一相重雖然罕得一遇，立春同元日相逢在史上卻屢見不鮮。而在立春與元日相逢的年份，由於驚蟄與立春之間僅相隔雨水一氣，在元日立春的年份，遭逢二月二驚蟄的概率還是很高的。
清人姚瑩以清代實際情況與周密所記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的情況相比較，述云：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戊申丑時驚蟄，大建；三月三日戊寅辰時清明，小建。四月四日已酉寅時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時芒種，六月以下不符。
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二月以後不符。
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以下不符。
嘉慶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大建；六月以下不符。
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 芒種，六月以下不符。（姚瑩《康輶紀行》卷一五）
概括而言，在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這前後九十六年期間共五見元日立春，其中四次驚蟄也都趕在二月二日。可見在萬松老人時期大體上也會遭遇元日立春、二月二驚蟄，而這種情況，同樣是把太陽年的歲首（立春）同陰陽混合年的歲首（正月初一）重合在同一天內，因而很容易讓人們把二月二這個驚蟄之日同龍擡頭聯繫起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萬松老人所講的“不待驚蟄二月節，早起龍頭”那句話，就已經把“驚蟄”同“龍擡頭”緊密關聯到了一起。其後，經歷宋理宗寶祐四年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那兩次本命日同“立春”、“驚蟄”等十二“節氣”完全相重的情況之後，自然會愈加增重人們對“二月二龍擡頭”這一節令的重視，使之愈加普及於南北各地。
中國古代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實質上是用這四種神獸來標誌太陽視運動、亦即地球公轉軌道上四個部分，這體現的也是地球公轉過程中的四個階段。在太陽年體系中，同東方青龍相匹配的是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和季春之月，驚蟄是仲春之月的起點，故與驚蟄之日密切相關的所謂“龍擡頭”，在天文曆法上的內在涵義，乃是進入仲春之月。
在萬松老人時期，中都城裏生活着的那些人們之所以獨重仲春之月，並將其與東方青龍的擡頭活躍聯繫到一起，則是因爲這裏的氣溫比產生這套天文曆法體系的中原地區要低很多，孟春之月還感受不到足夠的春的氣息。特別是我們還要想到，按照竺可楨先生的研究，南宋和金國對峙這一時期，氣溫比現在明顯要低，即年平均氣溫低接近2℃左右（竺可桢《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這就是“二月二龍擡頭”這一時令產生於金朝中都城中的自然原因。
2023年2月4日草記
2023年2月8日中午改定
2023年2月21日下午講說於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