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开篇的话
美术馆的工作经历，让我们有意识系统收集到一定数量美术展览资料，希望通过展览叙事方式，对1949年以来湖北武汉的美术展览进行整理和解读，为年轻艺术工作者研究地域美术提供资料线索，共同探讨研究思路和方法。
正值2026新年，第一篇文章就从1950年代湖北新年画开始吧。
1952年底，武汉画家萧采洲收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寄来的100万元奖金，那时币值1万元相当于现在1元，在当时这也是一笔不小数目。
1952年9月4日，《光明日报》发布了文化部通报，主要内容是：文化部1950年5月下旬年画创作奖励通知后，两年来年画工作有了极大进展，参加创作有400余人，作品共计1100余件，现将两年来年画作品加以评选，公布获奖名单。
集体奖一名，由贵州省24幅年画作者共同获得；一等奖2名，作者林岗、邓澍；二等奖4名，有彦涵、古元等；三等奖33名，有力群、李琦、李可染、叶浅予等。萧采洲获三等奖，作品为《送喜报》。
文化部为何要开展年画创作奖励活动？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文化部经毛泽东主席审阅过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新中国成立仅一个多月，百废待兴，国家最高领导人又为何去关注、推动一个画种的发展呢？
所谓“新年画”是运用民间传统形式来表现当前现实内容的年画，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在太行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广为流传。新年画制作方便，老百姓喜闻乐见，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鼓舞士气，推动生产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需要用新年画形式，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
全国各地迅速执行文化部指示精神。1950年3月17日至23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新华书店总店联合主办全国年画展览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展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单一画种全国美展。《人民日报》2月11日刊发“新年画”专版，其内容有毛主席阅兵、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提高文化、农业生产等，湖北画家计桂森作品《军民一家》也在其中。
同年8月3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汉口璇空饭店召开年画、连环画座谈会，集中美术创作干部，加强年画创作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1952年1月26日，《长江日报》以“新年画”为专题整版刊发了年画作品。1953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三年年画集》，精选年画36幅公开发行。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南地区活跃的年画创作者有王居平、张振铎、武石、李葆初、白纯熙、徐自成、萧采洲、吉梅文（字梅魂）、计桂森、姚治华、高秀芳等，题材多为建设新中国、抗美援朝、农业互助组、识字扫盲等，形式多为单线或单线加平涂，不用多次套色，以降低成本和售价。
1955年，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出版《年画介绍》，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2种新年画，黎雄才、汤文选、张肇铭、马三和加入了年画创作队伍。这一时期彩墨画盛行，内页发表关山月文章“谈谈几幅彩墨画形式的新年画”，对黎雄才《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李斛《大桥从这里修过去》、汤文逸四条屏画《农村新景色》、张振铎《大地回春》等作品给与评析和肯定。
195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新年画缩样》，后面还附有给各书店订货清单。这时期主要作者有李一夫、吕幼安、钟鸣天、张善平、胡钜湛、辛克靖、廖连贵、张朗等，突破了旧年画以木版为主的局限，采用中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画的装饰意味增强，作品由单幅转向对图、多图形式。如《小英雄马家和》《接龙桥》等，都是16幅图画组成的四条屏，把连环画技巧运用到年画创作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北年画虽然在 创作人数和作品数量上居多，但缺少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从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会之后，单一年画展览并不多见，而是参加综合性美术展览。1955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湖北画家恽忻苍、刘政德年画《唱一个山歌送代表》入选，此后还收录于《十年中国绘画选集》。
湖北木版年画虽不及杨柳青、桃花坞、潍坊、佛山年画闻名遐迩，但也历史悠久。如均县草店木刻年画，约始于明永乐年间，每年发行数百万份。还有光化县，黄陂年画都是依托武当山、木兰山宗教祭祀活动而发展，有的作坊自带印版远涉豫、陕、赣、徽、云、川、贵、青等省及东南亚地区。武汉在历史上也是湖北年画重要生产、转销地。
湖北年画讲究“有看头，有说头”，用简洁形象讲故事。色彩饱和，对比强烈，多采用大块黑色，画面浑厚而神秘。
湖北五十年代年画创作者多为国画家，缺少对木刻语言掌握及运用,其作品更多是借鉴湖北传统年画外在形式，如灶画、门画，人物造型采用线条加涂色，缺少传统年画的“刀”味和色彩的艳丽表现。特别是湖北传统年画中大面积黑色铺陈，与表现新时代色彩要求相违和，也会使画家们不好把握，宁舍不用。
而版画家武石、 湖北美术工作室姜今、张朗却非常注重从湖北民间艺术中吸收养分，还组织汉口画商作坊主进行新年画版样创作。1951年创作“爱国发家，勤劳致富”“保家卫国，劳动增产”等新门画，每年销售达几百万对，发行量超过省出版社的门神印数。1954年，出版条例不许画商作坊印售年画，统一由出版社印行，至1957年民间完全停止印售，也使得湖北新年画与传统年画直接嫁接的机遇戛然而止。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随着胶版印刷普及，各种艺术形式如中国画、油画、水彩等都能通过制版转化成年画，主动去运用版画语言进行创作的画家越来越少。何溶在1956年《美术》八月号上谈到年画特点引起广泛讨论，鲁慕迅在1957年《美术》三月号上发文《我对年画特点问题的一点理解》，与何溶观点不一致。
1957年4月，美协总会副主席蔡若虹来武汉调研 ，和大家座谈时聊到“年画应不应该保留传统年画特点？”，针对湖北人民出版社把国画油画、水彩风景等都作为年画印发的疑问，出版社负责人也是一脸无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把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宗津的油画领袖像都印在年画样张上，作为年画推荐发行。同样一张画，如果标上“年画”字样，订货就多。蔡若虹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新年画创作应该保存民间年画特点，不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轻视群众欣赏习惯，轻视民族民间美术遗产的表现，各地区应收集本地具有传统特点的年画来研究、宣传。
6月上旬，中南美专组织“年画原作展”在中苏友好宫展出，展品近400件，从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选购。
《武汉美术家》1957年7月第4期上，刊登“谈谈美术出版情况和问题”一文，湖北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进行了一次年画发行情况调查，结果是很多农民不喜欢出版社发行的年画，他们称为“政治画”“宣传画”，称月份牌画为“艺术画”。买年画的主体不是个人，往往是文化馆、文化站、农业社，还有区乡政府买来送军属。
湖北新年画不服水土，这个情况很严重：农民是年画的主要消费者，他们不买账，出版社库存积压，画家积极性受影响。如何解决？于是又引起出版社和画家之间的“争鸣”:画家认为农民欣赏水平低，建议出版社应当教育农民提高审美能力。出版社则认为美协和美术教育部门应该做好普及工作，画家要深入群众，研究群众爱好。
本文主题应该重点谈论湖北新年画展览，可1958年美协武汉分会筹备的第一届湖北年画展览因故取消，新年画的“水土不服”也许是原因之一。五十年代后期，新年画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运动也在逐渐淡化，传统年画又慢慢回到人们视野。从1959年第二届湖北美术展览会作品目录中看到，年画作者结构发生变化，除马三和、恽忻苍、廖连贵、吉梅魂等画家外，主要是以工艺美术家张朗、蒋在谱，实用美术家卫侠夫、陈冠真等为创作主力。如张朗的《十年大庆》《捕鱼》，卫侠夫《庆祝钢铁丰收》，蒋在谱的《恭贺新禧，向党献礼》等年画创作，吸收民间剪纸、纹饰，造型夸张，色彩饱和，把时代叙事与民间年画高度融合，同时也显现出年画向装饰化、宣传画发展的趋势。
THE END
参考资料：
《民间美术——湖北木版年画》湖北美术出版社
《美在民间——湖北美术馆藏工艺美术教育家张朗作品及文献展》河北美术出版社
《新年画研究》梁绸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