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证”展览中的隐藏式抵抗遗忘
向承美
【按】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当代艺术及其展览没有构成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那说明它们可能还不够“当代”。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当代艺术及其展览如何实现其应有的表达和意义，“寻证”系列当代艺术展或许呈现了某种可能性。参展艺术家向承美在该文中对此做了较充分的讨论，由此也可看到“寻证”系列当代艺术展异于常规的表达方式和意义。
吴味/2026年2月11日
这几天在院子里除草时，我注意到一株野草，长在瓷砖夹缝里，几乎没有任何土壤和养分的来源。可它却长得异常茂盛，努力、生长、坚韧，甚至已经快要开花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它很像“寻证”系列展。
从2019年参加第二届“寻证”展——“寻证·方位——艺术抽样展”开始，这么多年下来，我既是展览的见证者，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 作品参与了，但我本人从未到现场出席开幕和讨论。2019年那次被FJ的展览，与其说是一场展览，不如说更像一次提醒，甚至是一记警钟。那一次，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参与其中的人，而更像是一个旁观和见证的人，亲眼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处境。
那种处境，就像这株野草一样：周围几乎没有土壤，没有营养，也谈不上任何支持系统，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努力地活着，保有生命力。这种状态，其实非常打动我。
回顾六年前那场被CF的展览，我始终认为它不仅在艺术呈现上具有重要价值，更在策划机制、群体协作以及应对Q/L干预的过程中体现出深刻的实践意义。尽管展览最终在开幕前夕被迫中止,或可称之为“流产”,但对我而言，这一事件远非失败，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成式艺术行动”，即在高Y语境中由体制干预所触发的创作转向。在策展过程中，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维持着高度密集的沟通，这种多元主体的协作不仅涉及作品创作的内容讨论，更重要的是围绕展览的策略性构建：如何在敏感语境中寻找表达的缝隙？如何在S查制度尚未“显形”前预设DK性语言？这些都成为展览策划本体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艺术实践”不可分割的维度。
“寻证·方位——艺术抽样展”最终布展示意图
展览未能公开展出固然令人遗憾，但也因此强化了我们对艺术与展示之间关系的再思考。在场的艺术家在这场突发变故中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磨炼”。他们不仅目睹了个体创作在公共空间中所面临的现实限制，更切身地体会到艺术作为社会实践所承载的风险与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次展览的“失败”事实上促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实践性胜利, 它打破了作品中心主义，使“展览过程”本身成为艺术核心。这种由“表达的阻断”所激发出的反思与行动，事实上构成了更具批判性和历史厚度的艺术事件。展览的具体作品，虽然在物理意义上未曾向公众呈现，但它们在过程中所引发的集体协商、Z治判断与情绪张力，反而使其具有了远超成品展示的文化与思想影响力。
“寻证·方位——艺术抽样展”作品封箱
“寻证·方位——艺术抽样展”被拆毁现场
六年之后，展览中的部分艺术家再度聚首第三届“寻证”展——“寻证·意义——当代艺术展”，尝试在更为严K的社会环境中重新思考展出问题。这种重聚并不仅仅是一次怀旧行为，而更像是一种“延时式回应”或“再激活”。在更高Y的环境下，艺术家并未选择退缩，而是将“创作”视作持续发声的方式。这种姿态本身就富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在Y制与审查机制之中，艺术仍旧具备一种生存与对K的力量。在今天，这样的坚持不仅难能可贵，更体现出艺术实践中“DK性主体”的构建过程。哪怕是在表达空间日益压缩的现实语境中，艺术家依然试图通过作品、策展与公共话语的方式建立微观的自由空间。
艺术的意义，在此情境中获得重新定义：它不再局限于作品的审美呈现或市场价值，而是转向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功能。在这一语境下，被查F的展览反而构成了一种激进的Z治表达,它通过被Y制的状态揭示了当前感知秩序的边界，并迫使我们思考何为“可见”？何为“可说”？何为“可展出”？艺术家正是在这种缝隙中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不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与创作逻辑。
因此，我认为，“寻证·方位”展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最终展出、作品是否完整，而在于它所生成的过程性知识与伦理张力。在一个高FX、高XZ的社会环境中，艺术家依然持续创作、持续策划、持续协作，这种集体性的、以行动回应现实的勇气，正是艺术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的核心所在。它不只是对个体情绪的表达或形式语言的探索，更是对话语边界的拓展与主体性的争夺。即使环境比六年前更为严K，即使展出的代价变得更高，艺术家依然愿意聚在一起讨论、思考与创作，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对“艺术为何存在”的一种最有力的回应。
“寻证·方位”展是我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的案例，更是一段被真实记录和见证的、充满张力与冲突的过程。从最初的构想到推进中的阻力，从个体的坚持到集体的协作，这一切都带着时代的痕迹，惊心动魄，也无法被简化为冷静的数据或结论。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以极大的勇气直面现实、质疑既定秩序，用作品回应不确定性与压力。他们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冒险，都是在为当下留下证词。能够将这些勇敢而脆弱的瞬间如实记录下来，让它们不被遗忘、不被抹去，也许正是我这渺小生命在学术与艺术之间所能承担的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当代艺术时，作为艺术家，往往会本能地想要更多地被看见：做推广、做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作品的存在。这几乎成了一种默认的路径。
但在“寻证”系列展览中,从第二届到第三届, 我反而感受到一种完全相反的状态：艺术家不是在“显现”，而是在“隐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以隐藏为前提的展示。这听起来非常矛盾，但它又恰恰是当下真实的生存处境。在第二届展览中，作品被“藏”进了红色的木箱里，形式上是隐藏的，但最终在现实中却并没有真正被藏住。那次“藏”，更像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试探。
具体而言，在第二届“寻证”展中，“藏”首先体现为作品层面的“不可完全呈现”。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作品仅能以局部形式出现在开幕式中集体创作的巨幅绘画中，这种持续性的隐藏逐渐转化为展览的核心主题。然而，这一主题本身与“展览”作为展示机制的基本逻辑形成了内在冲突。在此情境下，艺术家所能提供的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在第二届“寻证”展中，红色木箱原本作为一种“容器性装置”，承载着艺术作品被隐藏、被延迟展示的状态。然而，随着Q/L的直接介入，这一木箱被撕毁、破坏，其物理形态遭到瓦解。但正是在这一破坏过程中，红色木箱完成了从“展示工具”向“核心作品”的转化。它不再只是艺术的承载物，而成为Q/LB力介入艺术现场的直接证据，其象征意义反而超越了展览中原有的作品体系。
“寻证·意义”展现场
从这一角度看，Q/L的介入并未终结艺术实践，反而在无意中重构了作品的意义层级。红色木箱因其遭受破坏的历史过程，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Z/Z与社会指向性，其存在本身即成为对当代艺术生存处境的见证。这种由外部力量触发的意义转变，使原本可能被忽略的物质对象，转化为比展览本身更具象征重量的艺术事件。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如此有限的暗示，最终仍未能获得实现的空间，展览因此被迫中止。这一结果不仅揭示了当代艺术实践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凸显了其处境本身所蕴含的荒诞性。
而到了这一届“寻证·意义”展，隐藏变得更加彻底，也更加残酷。那个木箱被破坏、被撕裂、被砸毁了。但被砸坏的只是容器，而不是精神。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对Z由的渴望，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在废墟之中继续寻找新的路径——通过“隐藏”本身，来完成展示。这种隐藏，从最初线下空间中的被迫遮蔽，逐渐被推向、甚至被逼迫着升华为一种线上的隐藏。把原本属于“私密”的文件夹，把一个人最私人的存储空间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对K；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种无奈。可正是在这种对抗与无奈交织的状态中，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安慰。因为这种不断寻找“如何还能存在、如何还能表达”的精神，本身并没有被摧毁。
因特殊原因无奈退展的艺术家的二维码
诚然，艺术未必能够直接改变现实结构，但其重要性在于对现实的记录、揭示与反思。艺术为社会处境、结构性问题与个体经验提供了可被保存与讨论的证据，这一功能在高度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尤为关键。
在“寻证·意义”展的展厅中，观众首先能够直观感知到的，是一组被装裱并悬置于红色背景板之上的二维码图像。二维码在英文中被称为QR code，其全称为 Quick Response cod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code”一词在语义上同时指向“编码”“符号系统”以及“密码”。这一多重含义的叠加，使二维码在此并不仅仅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媒介存在，而是被转化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视觉与观念装置。
当一个当代艺术展览需要通过“密码”的方式才能进入、解读或交流时，这一事实本身已构成对当代艺术生存处境的隐喻性呈现。观众不再是通过直接观看作品来建立理解，而是必须依赖扫描、解码、跳转等一系列中介化过程，才能接近作品所指向的内容。这种被层层编码与延迟的观看经验，折射出当代艺术在现实语境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艺术表达不再是开放的，而是被迫转入一种隐秘、间接且高度技术化的交流模式。
从形式层面看，二维码由高度重复的黑白模块构成，其视觉结构本身类似于一座封闭而复杂的迷宫。观者在其中难以凭借直觉找到清晰的入口或出口，这种“可见却不可读”的状态，恰恰象征了当代艺术在现实环境中的处境——它被呈现出来，却难以被真正理解、进入或回应。艺术在这里不再是通往意义的路径，而更像是一种不断被延宕的讯号。
此外，二维码所依附的血红色背景在展览中具有极强的视觉压迫感。红色在此不仅是一种色彩选择，更是一种情绪与QL的象征。其饱和度与强度使展览空间呈现出明显的B力性暗示，观者在现场极易产生压抑、紧张甚至恐惧的心理反应。这种情绪并非偶然，而是通过色彩、符号与空间共同建构的一种感知结构，使观众的身体经验直接卷入作品所指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因此，这一展览空间并非单纯地展示二维码这一视觉元素，而是通过“密码化的交流”“迷宫式的结构”以及“高强度的色彩B力”，将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生存Y力具体化、感知化。观众所体验到的不适与困惑，正是当代艺术在现实社会中被迫承受的状态本身。
二维码背景板所采用的红色，与第二届“寻证”展览中作为核心装置的实体红色木箱之间，形成了清晰而持续的视觉与观念呼应。这种颜色的重复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符号延续，指向QL在不同阶段、不同媒介形态中的持续在场。红色在此不再仅仅承担审美功能，而是被转化为一种QL可视化的标志，暗示QL并非短暂或局部的介入，而是一种无处不在、不断渗透的结构性力量。
在该展览现场，艺术家将各自作品的二维码悬挂于颈部这一行为（集体行为艺术《牌示》），构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身体化展示方式。这一姿态在观者层面往往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其所呈现出的并非戏剧化的表演，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感。二维码不再作为冷静、中性的技术符号存在，而是被直接贴近艺术家的身体，成为其身份、处境与创作状态的外显标记。这种将作品“佩戴”于身体之上的行为，使艺术家自身成为展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集体行为艺术《牌示》
与此同时，这一行为又并非单纯的情绪表达，而是一种克制而无声的DK形式。二维码作为信息入口，本应依赖技术装置与解码程序才能被理解；当其被固定于展厅墙面时，观众需通过扫描与密码才能进入作品语境，这一过程强化了艺术表达的间接性与受控性。然而，当二维码被悬挂于艺术家的颈部时，其意义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二维码不再只是等待被解码的对象，而是转化为一种具身的语言，一种通过身体直接发声的符号实践。
这一转变凸显了空间与QL在意义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将二维码悬挂于墙面，仍属于制度性空间所允许的展示方式；而将其置于身体之上，并在公共空间中移动，则使符号从“可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正在行动的主体”。正如“ZY”“MZ”等词语被张贴在公共墙面上时，往往被视为一种抽象而被容许的政治修辞；但当这些词语被个体佩戴于胸前，并以身体为媒介行走于街道之中时，其语义立即转化为QL结构难以容纳的现实表达。
因此，艺术家将二维码挂在脖子上的行为，不仅重构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重新界定了艺术、身体与QL之间的边界。这种通过身体完成的符号转移，使原本被技术与制度中介所包裹的艺术表达，转化为一种直接而脆弱的存在状态。正是在这种脆弱之中，当代艺术所蕴含的DKX得以显现，并以一种低调却坚定的方式持续发声。
若从参与式艺术的视角加以分析，可以发现QL并非始终处于艺术的对立面。在这一案例中，Q/L的强制性介入反而将所有艺术家及其作品卷入同一结构之中，使原本分散的个体创作被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艺术家、作品与Q/L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却不可分割的关系网络，从而使这一集体创作在结构上更为完整，在观念上更具张力。
因此，红色二维码背景板不仅是对过往展览经验的视觉回溯，更是对Q/L如何塑造当代艺术实践的一种持续反思。通过这一颜色与物件的延续，当代艺术的生存现实被具体化为可被观看、被讨论的物质证据。
本人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了一件作品《发声之声》, 是过去五年中收集的互联网声音，并结合了我对社会事件的个人评论，以及我自身遭受网络霸凌的真实经历。作品关注数字平台如何在促进表达的同时也滋生暴力：一方面放大公共舆论，另一方面却使个体暴露于持续性的骚扰之中。通过将网络声音转化为实体装置，本作品将原本无形的数字互动加以物质化，并引导观众对网络空间中的Q/L、可见性与脆弱性进行批判性反思。更是对消失的声音的一种物理性存储。
该装置作品由150个红色扬声器组成，悬挂于展览空间之中，并以整齐有序的方式排列成行。每一个扬声器承载着一条来自网络话语的声音或信息，这些声音以中英双语呈现，反映了数字传播的跨国流动性以及网络环境中的文化复杂性。观众可以主动开启单个扬声器，自主选择倾听哪些声音。这种选择性的聆听，映射了人们在网络内容消费中由注意力机制和个人偏见所塑造的参与方式。
识别向承美的二维码，可查阅其参展作品及相关资料。
扬声器的红色象征着紧迫性、警示与冲突，呼应了网络争论与网络霸凌中高度情绪化的状态。尽管扬声器在视觉上被精确地排列，但它们所传递的内容却往往是碎片化的、具有攻击性的，甚至彼此矛盾。当多个扬声器同时被开启时，交叠的声音形成密集的声场，唤起网络骚扰那种令人压迫、难以逃避的体验：敌意的声音不断累积，并在时间中持续存在。
装置的最后一排引入了互动元素，允许观众录制并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一参与式设计将观众的角色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使其被纳入公共话语中“发声、倾听与回应”的伦理关系之中。因此，作品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并随着集体参与不断被重新塑造。
作品展览时由两个空间构成。第一个空间呈现悬挂式扬声器装置，强调多重性、对峙与对话。第二个空间则以红薯作为隐喻性元素。在本作品中，红薯象征着Q/L：一种在地下生长、悄然积累、并在不可见之处维系自身的力量。这一隐喻揭示了Q/L在数字环境中的运作方式：影响与伤害往往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生成，却对个体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2026年1月30日初稿
2026年2月1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