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汉伏波将军马援的铿锵之言，道尽了马在汉代的非凡价值。
汉代，一个波澜壮阔、文韬武略兼具的时代，其灿烂文化与璀璨艺术，孕育出无数以马为主题的经典作品。受限于材料的留存特性，如今可见的汉代马形象，多凝刻于画像砖、画像石之上，亦或点缀于铜镜纹饰、漆画图案、墓室壁画之间，成为窥见大汉雄风的实物影像。
吕梁博物馆藏 车骑出行图横额画像石
吕梁博物馆藏 彩绘车骑出行图门楣画像石
吕梁博物馆藏 车骑出行图门楣画像石
吕梁博物馆藏 带翼马玄武图立柱画像石
两晋时期，马既是太平岁月中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战争年代决定胜负的实力展现。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彩绘陶马
自商周以来繁盛千年的青铜文化在汉代渐趋式微，陶瓷工艺随之迅速崛起并走向成熟。西晋时期，瓷马开始出现；至南北朝，北方战事频仍，战马成为社会生活与艺术创作中备受关注的主题。魏晋南北朝的陶马与瓷马普遍呈现出鲜明的写实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趣味，也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当时马种、马具与骑兵文化的真实面貌。
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北魏 彩绘陶马
隋朝虽然享国仅有38年，但亦有赫赫有名的千里马。在唐代张鷟撰写的笔记《朝野佥载》中，记载隋开皇年间（581～600年），大宛国通过丝绸之路向隋文帝进献名马“狮子骢”，鬃毛曳地，日行千里，此马因神骏非凡，成为隋代宫廷名马的代表，引起朝野关注。
济宁市博物馆藏 隋 彩绘武士骑马陶俑
隋将裴仁基采用“止则饲以三品刍豆，驰则喂以五品菽粟”的驯养方法，即马静止时投喂中等品级的马料豆类，减少肠胃负担；奔跑训练时补给高品级的豆类谷物，快速补充体力。这一驯养策略直观反映出隋代驯马养马技术的精细化水平。
唐太宗李世民在隋唐之际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先后驾乘过六匹战功卓著的战马。这些战马随其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
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唐三彩釉陶马
“六骏”各有其名，其中的“飒露紫”，为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时所乘，战场中箭，丘行恭为其拔箭护主突围，李世民亦亲自为战马疗伤。而“拳毛騧”，平定刘黑闼时身中九箭仍奋战至死，战死后李世民痛惜不已，为其题赞“月精按辔，天马行空”。“白蹄乌”四蹄雪白，浅水原之战中载李世民疾驰百里围歼薛仁杲。“特勒骠”黄白毛色，征讨宋金刚时“三日未离鞍”，助李世民长途奔袭获胜。“青骓”于虎牢关之战中身中五箭仍冲锋陷阵，助力击败窦建德。“什伐赤”亦参与虎牢关之战，身中五箭突破敌阵，战功赫赫。
西安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唐墓 盛唐 陶马
李世民始终不忘“六骏”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深厚感情。为感念这份生死与共的情谊，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太宗皇帝在为自己营建昭陵时，命人用青石雕刻六骏的形象，并亲自为之作“赞”辞，以展现六骏的雄姿，同时彰显其开创大唐基业的赫赫武功。
昭陵六骏石刻
据传，唐太宗令画家阎立本先绘“六骏”图样，再命其兄、石刻家阎立德依图镌刻于石屏之上。这些骏马雕成以后安置在昭陵北面献殿前的东西两厢，后人便习惯地称之为“昭陵六骏”，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化符号。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原地区带来了大宛汗血马、波斯马等西域优良马种，通过规模化引种与本土马匹杂交繁育，显著改良了中原马的体型、耐力与奔跑速度，为骑兵建设、驿传交通提供了优质的马匹资源。
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藏 唐 陶舞马
伴随良马进入中原的，还有西域先进的马具工艺与养马技术，其中马镫、鞍具的传入优化了人马协同的实用性，大幅提升了骑乘的稳定性与舒适性。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推动了军事与交通领域的发展，更催生了马球、马术杂技等娱乐活动的盛行，从宫廷宴乐到民间游艺，马术文化成为唐代社会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
天水市博物馆藏 唐 陶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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