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销会的最后一天，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散场气息。多数摊位早已卷起篷布，只留下满地狼藉的塑料袋和捆扎带。那些来时堆成小山的“工厂直供”“外贸尾单”，如今都已化作商贩们鼓囊囊的腰包和归乡的行囊。唯有角落里的棉絮摊子，还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棉絮不要钱！只收运费！”
嘶哑的吆喝声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带着近乎荒诞的意味。老板是个中年汉子，脸被冬日的冷风吹得通红，手上还粘着几缕飞絮。他的摊位前，最后十几床棉被摞成一座白色的小山，在傍晚的天光下，像极了某种即将消逝的、温柔的废墟。
就在三天前，这些棉絮还标着“十五元一斤”的纸牌。一床八斤的被子，要价一百二十元。偶有老人上前摸摸捏捏，摇摇头走开。如今，牌子上赫然写着：“统统四十五元，一床八斤！”——算下来，一斤不到六元。我摸了摸那棉花，蓬松厚实，是正经的棉花，不是黑心棉。
对面，金福大厦底楼的弹棉花作坊，机器整天嗡嗡作响。那家的价格，是二十五元弹一斤棉。街坊邻居都认那家，看得见秤，看得见棉花在机器里飞舞成云。相比之下，展销会上这流动的棉絮，就像无根的浮萍。
“大哥，这价，本都回不来吧？”我边挑边问。
老板苦笑着抽出一根烟：“兄弟，账不是这么算的。这些棉絮拉回去，仓库要钱，占地儿。我这车明天一早就得往云南赶，多拉一床棉絮，就少拉些年货回家。”他吐出一口烟圈，“四十五块，刚好够我从这儿到老家过路费的一半。卖不掉，我就得自己掏腰包贴这运费。”
我怔住了。原来这四十五元，不是棉絮的价格，而是回家的路费。
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每隔几年就要“翻新”棉被。弹棉花的匠人背着巨大的弓走进院子，“嘣—嘣—”的声音能响彻整个下午。棉絮在阳光下飞舞，像一场温暖的雪。新弹的棉被蓬松得像个胖子，晚上钻进去，是阳光和棉花的混合香气，沉甸甸地压在身上，让人睡得格外踏实。
那种“踏实”，如今成了“笨重”的代名词。羽绒被轻盈得像一片云，蚕丝被滑腻如流水，就连化纤被也打着“抗菌防螨”的旗号。只有老人们还固执地守着棉被，说那是“接地气”的暖和；可老人们越来越少了。
我买了两床。八斤的棉被抱在怀里，确实沉，却有一种奇异的实在感。老板帮我捆扎时，手背上的裂口渗着血丝。“今年棉价涨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可棉被卖不动了。大家都说棉被土，说它沉，说有毛絮。我爹那辈人，谁家嫁闺女不弹两床新棉被？现在都买现成的，轻飘飘的，不压身。”
最后一床棉被卖掉时，天已擦黑。老板蹲在空荡荡的摊位前，一张一张数着零钞。皱巴巴的纸币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他数得很慢，很仔细。那叠钱不厚——那是他奔波千里，在这个冬天最后的收获。
“明年还来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不来了。这是最后一趟了。”他开始拆帐篷的骨架，铁管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打算在县城开个小店，卖点别的。”
帐篷倒下时，扬起一阵灰尘。在暮色中，那些飞舞的棉絮和尘土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老板把最后一点家当扔上车厢——几张塑料凳、一个烧水壶、一卷还没用完的包装袋。然后他爬上驾驶室，发动了那辆破旧的厢式货车。
尾灯在夜色中渐行渐远，像两颗红色的星星。我忽然明白了，他卖掉的不仅是一车棉絮，更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那四十五元一床的棉被，是旧时光最后的标价；而他带走的，不仅仅是回家的路费，还有关于“弹棉花”这个行当最后的记忆。
回家的路上，我把脸埋进棉被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阳光、土地，还有时间发酵后的、朴素的暖意。这味道让我想起外婆的手，想起冬夜里母亲掖被角的动作，想起所有笨拙而厚重的事物，正在以“轻盈”和“进步”的名义，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退场。
今夜，会有无数人盖着羽绒被入眠，轻薄、温暖、符合空气动力学。而我，将在这床四十五元的棉被下，做一个沉甸甸的、关于泥土的梦。在梦里，弹棉花的弓还在嗡嗡作响，洁白的棉絮飞满天空，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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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吹奏生活的人——写亲身摔过的跤，熬出“解药”；记命运给的糖，酿成希望。这里没有大道理，只有真实走过的路、摔过的坑和爬起时哼着的葫芦丝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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