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的“高兴万岁”展览，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异形石子——没有传统的涟漪，只有飞溅的泥土与断续的声浪。艺术界对此的割裂反应几乎成为一种惯例：有人视其为书法现代性转型的重要路标，有人则痛心疾首，斥之为对千年笔墨的亵渎。然而，当争论的焦点再次落入“鲜花还是狗屎”的二元窠臼时，或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曾翔实践中最锋利的部分。
展览的核心命题——“玩书法”，常被简化为对传统的轻蔑。但深入其脉络，“玩”实则指向一种严肃的破界：将书法从“结果的神圣性”中解放，复归于“过程的真实性”。曾翔的“吼书”并非表演，而是书写时身体与精神强度的直接外化；纸面上的墨迹，不再是预先构思的审美客体，而是那一刻生命状态的考古学残片。这挑战的不仅是书法的形式，更是其评价体系：当一幅字的价值不再仅仅维系于笔法、结体与气韵的完成度，而部分取决于创作瞬间的身心投入与情感释放，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书法？
这自然引向一个根本性质疑：书法的边界究竟由何界定？如果局限于《兰亭序》《祭侄稿》所确立的审美范式，那么曾翔无疑是离经叛道者。但若将书法理解为一种以汉字为媒介、以笔墨为基质的身心实践，他的实验便显露出拓展性的意义。他试图在当代语境中，为书法注入行为艺术、声音艺术及过程哲学的维度，使其不再是悬挂于墙上的静态遗产，而成为一种可感的、当下的、甚至有些粗粝的生命现场。
争议的炽热，恰恰印证了曾翔的触碰是有效的。他触痛了文化基因中关于“雅”与“俗”、“法度”与“放纵”、“传承”与“背叛”的敏感神经。然而，在当代艺术已广泛接纳观念、行为与跨媒介表达的今天，为何独独对书法的越界如此焦虑？这或许暴露了我们将书法“博物馆化”的无意识倾向——将其视为必须恒温恒湿保存的文明标本，而非仍有野蛮生长力的生命体。
当然，对曾翔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当“创新”沦为姿态，“反叛”成为标签，任何实验都有陷入空洞的风险。真正的难度在于：如何使“破”之后有“立”，如何在释放情绪的同时，不流失书法内在的精神深度与文化厚度？这是曾翔及其同道需要持续应答的考题。
“高兴万岁”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了某种终极答案，而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冒犯的直率，将问题再次抛给了我们：在传统底蕴与当代感受力之间，书法能否找到一种不卑不亢的当代语法？它能否既不止于技艺的炫耀，也不沦为观念的附庸，而是成为真实表达当代人生命体验的活的艺术？
展览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的远非简单的褒贬。它映照出传统守护者的忧思，也映照出创新探索者的勇猛；映照出审美惯性的强大，也映照出边界流动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曾翔的作品既非仅供朝圣的鲜花，也非亟需清扫的狗屎。它更像一丛生长在传统沃土与现代裂缝间的野生植物，其形态令人不适，其生命力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脚下土地的成分与未来生长的方向。
最终，书法在当代的路径，或许不在于在“鲜花”与“狗屎”间做出选择，而在于我们能否以更开放的智识与更细腻的感受力，去理解并参与这场不可避免的、在断裂中寻找连续性的深刻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