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861年，当时的满清王朝就同伦敦世博会发生过联系，此后又相继参加过维也纳、巴黎、费城、圣路易斯和米兰几届世博会。由于当时的政府对此类国际盛会根本就是懵懂无知，结果每次参会实际上都属于民间活动，通常由西方人把控下的海关充当组织者。这些组织者往往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除了带去少量的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外，基本上便是表现吸食鸦片的男子、裹脚的妇女等题材的塑像，或者鸦片烟枪、绣花鞋、刑具等实物，目的就是为了寻开心。
辛亥革命发生后，进入民国时间。万象更新，恰好此时美国要筹办1915年万国博览会，美国便派出了重量级的代表跑到咱们这边进行接触和洽谈。但当时国内还很混乱，几经辗转，美国代表还是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知道来意之后表示，等待我们这边走上正轨，一定会去参加。
到了1913年，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此时的以大总统袁世凯为首的政府也非常希望跟西方世界往来以发展民族经济，因此对这次世博会非常感兴趣。于是，袁世凯下令拨款三十万美元用于参展，并任命国会议员陈琪专门负责参会事宜。最终，陈琪筛选出展品10万件，共1800箱。
1915年4月22日，世博会内的中国馆开幕。与以往参加历届世博会的情形类似，巴拿马世博会上的中国馆仿照紫禁城太和殿修建，呈现出浓郁的中国风，因而吸引了大批美国观众。而与以往参与世博会所不同的是，此次中国代表团所选择的展品无论在内容还是质量上都大为进步。结果在最终的评选中，中国展品共获奖章1218枚，大奖57枚，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一。由于当时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持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世博会结束后，各国建筑都被拆除，唯有中国馆被保留了下来移建至金门公园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堪称工商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国货都因曾获巴拿马奖而身价倍增，名扬中外。
而茅台在当时只是贵州的一种特产，连茅台这个商标都没有。在当时参展的时候，我们的白酒瓶子都是用的陶罐，就是古装剧里的那种，跟棉花啊，大豆啊这些农产品一起放在农业馆里。后来就有人建议说，把这些白酒挪到食品馆里去，谁料到搬运的时候摔碎了一罐，一时间酒香四溢，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就这么，茅台酒就出名了，后来获得了荣誉奖。
茅台当时获得的只是银奖，真正获得大奖的是直隶以及河南的高粱酒，山西的汾酒，广东的果酒，还有山东张裕公司的酒。
是的，山东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张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张裕。张裕公司的主人，就是这次考察团的团长张弼士。张弼士当年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出生在广东大埔县，因为家里穷，便下南洋到了印尼谋生。几十年过去，他成为了南洋巨富。但他一直心系祖国，便在1894年在我们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公司，生产葡萄酒。
由于张弼士的杰出贡献，不管是清政府还是之后的民国政府，都给予官职。民国时期，袁世凯政府特聘他为总统府顾问。
1915年5月3日下午，赴美实业考察团乘坐的“满洲号”客轮首先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开始正式展开对美国的访问。美国政府和商界十分重视此次访问。中国客人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竟有一百三十多个美国城市邀请他们前去参观考察，最终美方确定了25个城市作为目的地，并对行程作了详细安排。一抵达旧金山，面对前来欢迎的重量级人物，考察团马上就感受到了美方的热情。团长张弼士在当时写给袁世凯的报告中回忆道：“当时来船者，有美总统代表旧金山税务司大卫君，国务卿兼外交部长代表卫理君，财政部兼商部代表保德君，工部代表克敏那德君，移民局长白克斯君，按巡使旧金山埠市政长罗福君，西美商会联合会会长博克君，旧金山商会总理摩哈君，协理福斯特君，会董林处君，联合会文案杨德君，暨新闻记者二十余人，中华会馆华商二十余人，用汽车迎接登岸，沿途有巡警八人，架自动脚机，夹车前导，至三藩思大旅馆，凡团员宿舍服物，无不安置妥帖，招待极周。”
而在之后每到一地，当地商会和政府多派人陪同参观，并设宴热情招待，气氛热烈而融洽。例如在纽约，实业团受到出口货制造家公会的宴请，“场面至为宏大。大餐堂陈设之华美，非笔墨所能写。一言以蔽之，足与世界第一繁华宏壮之纽约相称而已。列席者皆纽约市各业首屈一指之富豪，堂上下人以千数，各抛其千金一刻最宝贵之光阴，从事于主宾之酬酢。…足征美国官民上下，对于本团异常重视，中美亲善之情，尤可概见”。
考察团在美国期间的行程大致为：抵达旧金山后首先参观了巴拿马世博会会场，然后起程沿海南行，绕美国边境向东至墨西哥湾，再折至美国中部，后折向美国东部到达大西洋沿岸诸城，旋复折而北，绕其北部边境返回西部旧金山，历程约17200公里，先后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匹滋堡、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底特律等25个大城市，最终于1915年6月30日结束行程，前后近两个月。
在美期间，考察团还进行了大量的礼节性拜访，同美国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会名流等广泛接触和交流，其中包括总统、国务卿、部长议员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如张弼土在宴会上发表答谢美国各商会的演说时所提到的：“论滋行之目的，不外二事。一为仰赖贵国指导提倡者。…环顾列强，惟贵国为共和国始祖，其实业又为全世界泰斗，洵属吾国先进良师，况论其土地，同为大陆国，论其关系，共此太平洋，将来农工商矿，以及其他利国福民事业，不于贵国取法而准取？此行之目的其一也。二为愿共贵国研究进行者。巴拿马运河既以开通，则商务之潮流，将随之而东转。中美适当太平洋之东西两岸，乘此机会，直接联络，以企图两国营业之扩张，时不可失.”
1915年6月26日，考察团在华盛顿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参观了国会山，拜谒了华盛顿墓。在新泽西州，他们还与大发明家爱迪生会面。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东方客人，68岁的爱迪生亲自主持午宴，带他们参观实验室，并当场演示了新发明的录音机。而在底特律，考察团参观了已经开始使用流水线生产汽车的福特汽车制造厂与老福特深入交流。
尽管此次访问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但考察团的成员们也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呼吁。在他们访美期间，恰值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一事件当时也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震动。
1915年6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爱德华·马歇尔对中国考察团团长张弼士的访谈。对于日本人的强盗行径，他当即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我是一个商人，本不适合谈政治，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从内心上讲为了中国的利益，我应该自由地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虽无政治知识，但我相信，尽管日本人自以为聪明，但他们实际上失去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我认为，他们终将发现，失去中国人民信任的后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我确信，这将抵消日本通过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所获得的任何成功。
1915年北京政府所组织的一系列国际活动，无论是巴拿马世博会还是赴美考察团，在当时都可谓大获成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美双方都非常满意。回国后，团长张弼士虽然没有到北京当面向袁世凯汇报工作，但他在呈送大总统的报告中兴奋地指出，美国“对于中国感情，异常肫擎，并提出发展两国商务以增进两国关系的看法：将来两国亲善提携，必须从联合商情入手，故于往来酬酢，抱定宗旨，惟表示中国注重实业之真诚，为异目联合地步略尽天职”。为了表达对美方有关人员的谢意，经张弼士提议，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授予美国外交部门代表卫善二等嘉禾勋章，授予商部代表保德、工部代表丹师麦尔、孟赖、杨德、费约翰、霸克、大来、普夫等三等嘉禾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