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刘永济与程千帆的师友情 ——在“2025武汉书展暨第二十届华中图书”上的演讲

今天我怀着崇敬而亲切的感情来讲这个题目：刘永济与程千帆的师友情。

说到崇敬，不能忘了一个事实：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是“五老八中”所代表的时期——“五老”的第一“老”就是刘永济先生，“八中”的第一“中”就是程千帆先生。“五老八中”所代表的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20世纪五十年代的标杆。所以莫砺锋教授曾说：“五老八中”不仅属于武汉大学，也属于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今天来讲刘永济和程千帆的师友情，当然有一种崇敬感。

之所以感到亲切，是因为我是当下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一员，是“五老八中”的后继者。从刘永济到程千帆，到吴志达，再到我们这一代，学脉相承，源源不断。看到崇文书局出版了《刘永济手批<昭明文选>》，出版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和程千帆《古代文学源流论略》的合刊本，我非常高兴。尤其是《十四朝文学要略》，那是刘永济的著作，而又有程千帆的批点，可说是他们两人之间师生情的一个“物化”了的纪念品。

讲到刘永济和程千帆的师友情，不能不提本地的一处名胜和唐代韩愈的一篇名文。本地的名胜，汉阳古琴台，讲的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伯牙的琴声“志在高山”，唯有钟子期体会到了那种“志在高山”的境界；伯牙的琴声“志在流水”，也唯有钟子期体会到了那种“志在流水”的境界。在这个世界上，唯有钟子期能与伯牙心心相印，这就是世人经常说的“人生知己”和“知音”。所以，当这个世界没有了钟子期，伯牙便终生不复鼓琴，因为人世间已经没有了他的知音。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普遍敏感于“知己之感”和“知音”的话题，在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有了丰富厚重的积淀。而刘永济和程千帆，又为这一话题注入了新的内容。

韩愈《马说》有这样的警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上不是没有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人。有很多人才被埋没了，而那些被发现了的人才是幸运的。是谁发现了他们？正如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一样，是那个有眼光的人发现了人才。在中国文化中，对于那些发现人才的人，世人极其尊重；而那些被发现的人才，大都秉承着一个同样崇高的理念——就是用生命来回报那个发现了自己的人。

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刘永济是程千帆的伯乐；第二，程千帆终生感戴刘永济的知遇之恩，以刘永济为人生和学术的榜样。

说刘永济是程千帆的伯乐，是说程千帆这个人才是刘永济发现的，是刘永济把他推到了好的平台，从而有机会表现自己过人的才情、学识和品德。

可以举三个例子：程千帆28岁时，也就是1941年，刘永济推荐他担任武汉大学教师；1945年，刘永济聘程千帆为武汉大学副教授，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到唐的部分安排给程千帆来讲；1948年，作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刘永济，聘任程千帆为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一年，程千帆只有35岁。

可能有的来宾会说，这几个例子都很平常，凭什么把他们抬得如此之高？不是我要抬高他们，而是如果了解了这些事情的原委，就会不由自主地敬重他们，尤其是刘永济。

先讲第一个例子。程千帆28岁时，也就是1941年夏秋之交，刘永济推荐程千帆成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处有三。其一，在程千帆加盟武汉大学文学院之前，他只是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课的老师。程千帆觉得这个平台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学，就带着自己的几篇文章去拜访刘永济。那时候，学术界的圈子就那么大，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而也就能从文章看出一个人的水平。刘永济看了程千帆的文章，确认他虽然资历不深，但的确是个人才。其二，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可能有的来宾会说，武汉大学不就是在前10名吗？这是现在的说法。民国时期有五所顶尖的国立大学，经常举行联考，就是联合考试，属于同一个等级。这五所顶尖的国立大学，在北京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南京的是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在浙江的是浙江大学；在武汉的是武汉大学。那时的武汉大学，无论怎么排都在前五名，不像现在为了排在前10名，有时还要着急。其三，刘永济崖岸甚高，一般的人他是看不起的，其为人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自高自大”。刘永济20岁左右在复旦公学读书，每年都担任班长一职。他曾回忆说，“复旦是震旦的学生反对天主教教育风潮出来后创办的。那时这个学校极其特别，他的财权是在老学生手中，校中除一位李登辉先生主持教务外，别无职员，可算是没有一点组织的。学生非常自由散漫，除毕业考试当严格外，平时升降班级可以自由。我那时才20岁，惯喜说话，长于交游，所以每学年都被举为班长。班长是上为教务长重视，中为教员所怕，下为同学所拥护，地位很好，我因此不免自高自大。”（刘永济1952年《自我检讨报告》）看得出来，复旦公学的班长，地位之高，远过于常人的想象，刘永济说他从那时起养成了“自高自大”的性格，换句话说就是高度的自信。后来的刘永济，他经常提到的朋友，都是大名鼎鼎的，例如陈寅恪、梅光迪、吴宓，还有一个吴芳吉。吴芳吉，各位来宾可能都不了解，因为他去世太早，但去世之前早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刘永济为人如此，所以从1931年到1941年，十年之间，总共才推荐了两个人到武汉大学任教。第一个是刘豢龙，他是清末王闿运的弟子，经学和词章之学都好，又是刘永济在东北大学的同事。当年刘永济讲前半段文学史，刘豢龙讲后半段文学史，两个人搭档很是默契。刘永济的诗词中，有好多作品是跟刘豢龙唱和的。除了刘豢龙教授，他从来没有推荐过别的人，直到1941年才推荐了一个程千帆，想想看他把程千帆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刘永济确实对程千帆非常看重，正因如此，才破格为程千帆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再讲第二个例子，1945年刘永济聘任程千帆做了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并把先秦到唐的文学史课程给他来教，此时的程千帆，刚被金陵大学解聘不久。武汉大学有一个规定：一对夫妇不能同时在武汉大学任教。而沈祖棻又是蜚声文坛的词人和小说家，为了让沈祖棻也能工作，程千帆夫妇于1942年秋去了金陵大学。因为金陵大学的管理者贪污了政府配发给教师的平价粮，程千帆夫妇和很多老师一起上告。结果是，非但没把那个管理者告下来，倒把自己告成了一个被解聘的人。在这样的境况下，刘永济聘程千帆做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可说是雪中送炭，也表现出了刘永济的正义感，他知道程千帆和沈祖棻被解聘，问题不在他们，而在金陵大学。

在聘任程千帆为武汉大学副教授不久，中国文学史先秦到唐代部分的课就派给了他。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只有古代文学史和古代语言研究才被认为是重要课程，而在古代文学史中，先秦到唐又被认为更重要一些。注意，这是那个年代武汉大学的立场，刘永济是学衡派的一员，他对先秦到唐比对宋元明清更为重视。在程千帆之前，这个课是苏雪林教授在上。刘永济出生于1887年，苏雪林出生于1897年，比刘永济小10岁。程千帆出生于1913年，比刘永济小26岁，比苏雪林小16岁。而苏雪林教授，和文学院院长陈源尤其是和陈源的夫人凌叔华是很好的朋友，用现在的话说是闺蜜；她和校长王星拱也有同乡之谊，都是安徽人。是知名的作家，“珞珈三女杰”之一；同时也是有影响的学者，很早就出版了《唐诗概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等专著。

刘永济之所以把苏雪林的课改由才三十出头的程千帆来上，是因为他对苏雪林的学术见解不够信任，而对程千帆却不止信任，还寄予厚望。晚年的苏雪林，曾在《苏雪林自传》中谈到她对刘永济的三个不满。第一个不满是说：苏雪林“忽无意间得到解决屈赋的线索”，撰写了《国殇乃无头战神说》《月兔源流考》《山鬼与希腊酒神》等文，想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而兼任《文哲季刊》主编的刘永济“横加压抑不让其面世”。第二个不满即“文学史”课程的排课。苏雪林说：“最令我不平的是他聘请程千帆来当中文系主任，强把我所教中国文学史前半部夺去给程教，后半部始给我。文学史前半部问题多，较为精彩，学生也喜欢听受，我虽不愿，也不敢违抗他的意思。”第三个不满，是刘永济经常指责胡适等人“卖国”。她说：刘永济“保卫中国文化之心强烈，终日对我骂胡适之、顾颉刚是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说日本人没有历史，却要伪造历史，中国明明有唐虞三代的历史，胡顾等偏要将它斩断，毁灭，非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而何?”刘永济指责胡、顾的那些话，对于崇拜胡适的苏雪林来说，对于“新派”文人苏雪林来说，不只是感到刺耳，而且感到恼怒。上面说的这三个不满，具体说来，都与苏雪林的楚辞研究有关。苏雪林教授是健康长寿的榜样，她活了102岁。在台湾的数十年里，她写的最重要的书是四大本关于楚辞的著作，目的是跟楚辞专家刘永济竞争。因为文化理念和学术理念不同，他们研究楚辞的路数大不一样。苏雪林教授的楚辞研究，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是：屈原的创作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苏雪林教授认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期，在夏商之前；第二个高潮期，就是战国时期，也就是屈原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一时期输入的外来文化，主要来自西亚，于是她用西亚神话来解释屈原作品中的所有神话，并以此为标准对别的学者加以否定。她在《屈原与〈九歌〉》一书的序中说：“域外的宗教神话多见于《九歌》，而域外的文化分子则全部见于《天问》。这事策源于西亚，流传于全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如两河流域、波斯、埃及、希腊、希伯来、印度……和我们中国，面貌精神，有许多相同之点。可证其同出一源，就是同出于西亚。”其《天问正简·自序》也说：“我固曾屡次声明，《天问》这篇大文是‘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不但天文、地理、神话来自域外，即历史和乱辞也掺有不少域外文化分子。我又说秦以前我国已接受过两度域外文化，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在战国中叶，即屈原时代，假如屈原不生当那个时代，伟大的楚辞不会产生。”苏雪林教授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时候初步形成的呢？1938年。那一年她在文学史课堂上粗略地讲到了关于《天问》整理的一些想法，其文字稿是教案《〈天问〉整理的初步》，1943年扩充成为论文；大约在1944年，一系列论文写出来了，包括前面提到的《国殇乃无头战神说》《月兔源流考》《山鬼与希腊酒神》等。要留意的是，程千帆被安排上中国文学史前半段，是在1945、1946年间。由此可以知道，中国文学史上半段由苏雪林上，刘永济不放心，由程千帆上，刘永济放心。放心或不放心，不是由于个人关系的疏密，而是由于学术理念和文化理念的是否相同。刘永济对程千帆的器重，异乎寻常，苏雪林教授对此耿耿于怀是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

第三个例子就不展开讲了，需要一提的是，在35岁的程千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时，“八中”里有些比他年纪稍长的教师，好几位还是副教授，有的甚至是讲师。两相比照，可见程千帆的地位之高。

上面讲了刘永济是程千帆的伯乐，下面讲第二点：程千帆终生感念刘永济的知遇之恩，并以他为人生和学术的榜样。

1979年10月7日，在写给刘永济女儿刘茂舒的信中，程千帆说：“我蒙弘度先生饮食教诲，得有今日。”刘永济字弘度。信中用了这样两个词，一是“饮食”，一是“教诲”。“饮食”就是现在说的给了一个饭碗，人们经常说“衣食父母”，“饮食”和“衣食”的意思比较相近。给了一个饭碗，这是说，刘永济帮他解决了就业问题。“教诲”，指的是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给了他深刻的指点和教育。确实，程千帆和刘永济有两点极为相像：一是有志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一是用心培养学生。

20世纪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写《刘永济传略》，其中一段写的是刘永济读书用功的情形：“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我深受感动。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程千帆所记叙的，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期间的一个片段。那时，刘永济已五十多岁，名满天下，却依然苦读不辍。他的学问那么好，靠天分，也靠勤奋。

程千帆的学问，在他被聘为武汉大学教师的时候就已得到刘永济的认可，后来越来越好，长进极快，与他以刘永济为榜样、刻苦用功密切相关。刘永济的著述，程千帆都认真读过，有些还留下了他的批点，比如《十四朝文学要略》。从这些批点，可以依稀看出程千帆学问长进的轨迹。

《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原为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教其间（1927—1932）的讲义，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之名在《学衡》第65期、68期、71期连载，依次为《中国文学史纲要·卷首叙论》、《中国文学史纲要·卷一上古至秦》、《中国文学史纲要·卷二汉至隋》。1945年5月由时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结集出版，更为今名。更名的原因，如卷首《前言》所说：“本书原在东北大学为诸生讲授我国文学史而作讲义，编至隋代而此课由大学别聘刘君豢龙讲授，因而罢手。迨避难乐山，友人有劝将此三卷付印者。念隋代以后，既付阙如，不可仍用旧名，乃更今名。”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刘永济集》收入。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收入“百年名典”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陈文新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吴光正主编）收入此书叙论。

《十四朝文学要略》甫一出版，程千帆即如饥似渴细心阅读，还记下了阅读时间。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初版本，内封有程千帆的墨笔签名，卷一末页有墨笔题字“十月十九日夜阅至此”，卷二第九小节末有墨笔题字“十二月五日阅至此”，全书末页有墨笔题字“十二月八日阅毕”，从1945年十月十九日到十二月八日，程千帆分三次读完了这部名著。

程千帆细读《十四朝文学要略》时所留下的批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知识结构和学问进境。比方《十四朝文学要略》卷一，刘永济用了一个名词“群学”。说到“群学”，有的来宾会注意到清末民初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叫“群己分界”。程千帆在“群学”这里批了一句：“群学，严几道用以译今云社会学之名也。”由此可以知道，程千帆和刘永济确实是两代学人，他们所习用的术语已经有比较大的区别。

程千帆关于萧统评陶渊明《闲情赋》的批点，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闲情赋》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色调有些另类，既不是写隐居情怀，也不是写“金刚怒目”的情态，而是以主要篇幅写一种热恋的感情。鲁迅曾在《题未定草六》中带调侃意味地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

《闲情赋》中的十愿，与后世的情诗相似度极高。“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所有愿望，归结到一点，无非是想跟“她”时时刻刻待在一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他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但也对《闲居赋》所写的这些内容有所不满，因而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惟有《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乎？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叙论》引了萧统这一段话，程千帆的批语也是针对萧统说的：“‘閒’‘閑’字通，‘閒情’犹‘閑情’，即好色不淫之意。统不解，故以讥陶耳。”“闲”是“防闲”的意思，并非“闲居为不善”的“闲”。为了取得防闲的效果，陶渊明先将种种不该做的事铺陈了一番，然后曲终奏雅，点明自己的主旨。但正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作赋“劝百而讽一”一样，读者的感受，却是只见他津津有味地写那种种风情，讽谏之意则微乎其微。从程千帆的批点可以看出，当时年仅32岁的程千帆，知识面宽，读书多，能在细微之处发现问题；他读刘永济的书，不是泛泛浏览，而是当作经典细加寻绎，这也是他尊敬和报答刘永济的一种方式。

在培养学生方面，程千帆同样以刘永济为榜样。刘永济培养了程千帆，程千帆则培养了“程门弟子”。时下有个很好的微信公众号，叫“程门问学”，不过群主并不是程先生的弟子，而是一个仰慕程先生和“程门弟子”的人，叫宋健，是他办起来的。

说到“程门弟子”，社会上最熟悉的可能是莫砺锋教授，其他如张伯伟教授、蒋寅教授、程章灿教授、张宏生教授、巩本栋教授、徐有富教授、陈书录教授等，也是经常亮相的名人。这么优秀的一群弟子，都是程千帆晚年不长的时间里培养出来的。

程千帆也许是所有博士生导师中最会培养学生的人。培养学生，当然有一套办法，但首先是要有奉献精神。大体说来，有三个要点。第一，要把好的想法或思路交给学生。这些好的想法或思路，都是程千帆在几十年的阅读和人生历练中体会出来的，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学生，以开阔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登高望远。第二，舍得花气力改学生的文章。没有人天生就会写文章，而改学生的文章，是让学生体会到应该怎样表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程千帆乐意改学生的文章，甚至在学生毕业之后，他还要提修改意见。倒不是好为人师，而是尽到作老师的责任。第三，把学生的文章推荐出去，让他们早日成名。在这方面，程先生比很多导师都更加用心。当年刘永济给了程千帆饭碗，而程千帆让他的学生不用去找饭碗。因为学业出色，自然有很多饭碗递过来，送到手上。

程千帆终生感念刘永济，“程门弟子”则在感念程千帆之外，同时也感念刘永济。莫砺锋教授退休以后做的第一场讲座是回忆他的老师程千帆。他到武汉大学来做讲座，有一场是讲程千帆和沈祖棻两位先生。而在这之前，他来武大参加纪念刘永济的会议，发言题目叫《缅怀老师的老师》。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是程千帆。他老师的老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是刘永济。不只是程千帆心心念念记得刘永济先生，他的弟子也心心念念记得刘永济先生。刘永济是程千帆的榜样，程千帆是“程门弟子”的榜样，刘永济和程千帆同时也是全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榜样。正所谓：

江汉东入海，乾坤此中宽。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来宾！

本文原刊《南方学刊》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