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葛凯: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

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期间，我将称之为“民族主义商品展示”，也即分布于从时装秀到普通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描写产品民族性的寓言故事中的活动，比起那些吸引学者更多注意力的反帝暴力抵制，它代表了正在民族化的消费文化更为细致微妙的方式。这林林总总的景观试图通过民族主义视觉形象来灌输一种新的消费文化。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住在寄宿学校的一个小男孩收到了他母亲的来信，他母亲告知他寄来了一些亲手编织的长袖内衣裤。严冬来临，这个男孩已经感觉寒冷，母亲的来信让他兴奋，这一体贴关怀更让他想念远方的母亲。然而，当他预计长袖内衣裤快要寄达时，他变得不安起来，并开始失眠。他的母亲明白使用国产材料以及避免使用进口布料的重要性吗？当丝制内衣寄达后，衣服内接缝上的商标显示出坏消息——他母亲使用的是日本丝绸。

布料的国籍使这位小男孩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小男孩的老师已经教育学生们拒绝消费进口产品，以此作为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和参与反帝斗争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不穿他母亲缝制的衣服是对于他母亲的大不敬，这在传统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中是最大的罪过。最后小男孩决定把民族国家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双腿打着冷战，但“他的心是热的”，这个结局证明这种不孝行为是正确的。为了防寒，他坚持跑步。当春天来临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跑者，在学校田径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在选择爱国主义之前，男孩必须想象他的衣服是有国籍的，频繁的反帝抵制活动周期性地强迫中国人把国籍看作商品的特性。然而，要使中国人把商品国籍作为需求和消费物品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困难的。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商品展览会的勃然兴盛给物质文化提供了许多不同的阐释。广告、电影、时装秀、陈列馆、国家仪规和许多其他景象的力量联合起来，不仅影响了公众对特定商品的理解，而且实际上也常常颠覆或瓦解了人们认知商品的常规方式。灯泡、热水瓶、女式服装、传统男式长衫、西式服装以及其他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开始形成了多重的——常常是对立的——联合。

中华国货展览会。

图源：澎湃新闻

依据观察者和语境的不同，同样的物品可能意味着普世主义、西方教育、时尚意识、文化背叛或者政治保守主义。与这些争议性的含义相反，故事中这名男学生成了新的国货消费优先的典范，他把爱国主义置于所有其他意义甚至孝道之上。

本章以及随后几章（本书第三部分）将界定和考察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这一盘根错节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通过民族主义视觉形象来表达和宣传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本书考察的商品展览会是从海外引入的，而后转变成民族主义的象征。这些展览会的目标是使参观展览会的中国观众“民族主义化”，并把他们转化成专门消费国货的爱国者。

本章通过把多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展览会联结在一起，阐明了国货运动是如何把一种新生的消费文化塑造为居于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的中心位置的。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接受或阐释这些展览会（换句话说，个体的中国人是如何搞清这些展览会的既定宗旨的）。更确切地说，主要问题是国货运动是如何通过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为任何这样的阐释构筑基础的，这些展览会从而形成（并强化）消费文化自身的民族主义消费行为。

国货运动常常取道日本来借鉴欧洲和美国的商品展览会的经验。例如，与许多其他近代制度一样，日本帮助把工业展览会引入中国。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开始在日本国内组织工业展览会和小一些的劝工场。中国的早期改革家，例如1898年戊戌维新的领导者之一康有为，主张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举办商学比较场。实际上，中国人一直谈及有必要模仿日本利用商品展示会来提倡民族主义消费。在一本追忆长江沿岸城市宜昌的反日抵制活动的文集中，Wen Zhengyi写道：

此外，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官方赴日考察团参观了其他类型的展览会，包括教育展览会。无论如何，中国人不仅把这些展览会视为日本崛起为工业强国的一个因素，而且也将之视为帝国主义图谋中国的一件利器。正如一位作者所言，日本正阴险地在中国举办展览会，邀请人们参加，从而促销他们的产品。中国要寻求模仿这种相同的制度来为我所用。

在东亚地区，商品展览会的传播是世界大型展览会机构广泛发展的一部分。继1851年伦敦水晶宫殿博览会后，全世界举办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博览会，中国常常寄送商品参展。1855—1914年，平均每两年就举行一次至少20个国家参展的展览会。自那之后，尽管展览数量减少了，但是展览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了。

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

是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

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

也称万国工业博览会。

图源：腾讯新闻

与此同时，当全世界的主要城市正在举行这种世界性的活动时，国货运动在中国却举办了数十次——甚至数百次——严格限制参展商品为“国货”的展览会。学者们一般把世界博览会解释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场景”。然而，在中国，这些展览会却另有目的。

商品展览会在中国的兴起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地模仿，而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举办的国家的、地区和地方的展览会采纳的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基础上的消费观念，而非商品的“交换价值”（市场价值）。同样地，国货运动把其他输入的商品展览会转变为对民族（主义）经济有益的展览会：

总的来说，这些努力把国货运动的期望投射到商品上，诸如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家分裂、经济富强、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最重要的是，在不向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投降的情况下，尽可能追求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

黄楚九等人于1907年

在上海福州路广西路口，

开设了“五洲大药房”，

于1921年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

图源：澎湃新闻

这些民族主义展览会的创建及蓬勃发展表明了国货运动没有依赖于个体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相反，它开始形成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爱国主义成为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更大的目标使得这些国货商品展览会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更多地被研究过的西方相应的展览会。在使消费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中，那些注定是“洋货”的产品，实际上，任何掺入了外国元素，因而不能认为是完全的中国货的物品，将会被有意排除在展览会之外，甚至象征性地被典范型的消费者从观念中驱除出去（正如这些商品展览会中所界定的那样）。

因此，对这些商品展览会的考察揭示出本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

欧美的商品展览会主要被看作是“商品庆典”，这种展览会剥除了商品的个体特性，转而提倡商品的普适性的交换价值。与此相反的是，国货展览会是中国民族商品的庆典，它使民族主义视觉认知制度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历史学者已经说明了西方商品展览会是由一种可以被命名为“展览综合体”的形式发展而来。与此类似，国货展览会肇端并归因于许多其他公开的展示活动，包括国内与海外的展览会。

和欧美一样，中国也有像百货商店、陈列馆、动物园、广告和电影院这样的场所放置东西进行展示，来作为视觉娱乐。如果不考虑中国展览综合体里的这些补充内容，那么，国货展览会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此处不是介绍通常意义上的展览会，而是将焦点集中在组成（民族主义式的）展览综合体的四个方面：展览会、陈列馆、商店和广告。通过简要介绍每一种方式，来揭示他们的民族主义用途。

20世纪初的中国，各地专门用于展示国货的陈列馆数量显著增加了。根据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一次调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至少有62座这样的博物馆（广义上），分布范围从北平、南京国家陈列馆到诸如展览卫生用品和儿童玩具的山西大众教育馆这样的省级机构。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可以找到许多陈列馆设施，其他内地的小城市也能发现（例如四川省合川县科学陈列馆）。类型更为常见的博物馆和那些专门从事国货展览的陈列馆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在调查中，几座国货陈列馆被归入专门博物馆一类。

在这个展览综合体中，专营国货的商店和市场形成了第三类场所。尽管对商店的分析超出了本章研究范围，但一份简短的介绍将足以说明商店的重要角色。在某种层面上，这些商店通过越来越多地展示商品，作为临时的视觉娱乐，以及通过给中国人提供不必承担购买义务就能观看商品的机会，就给消费文化添砖加瓦了。换而言之，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中国的城市开始经历美国和西欧曾经发生过的零售市场革命，并形成了新“消费社会”的基础（比较Leach和M.Miller的著作）。实际上，把百货商店引入香港和内陆的中国企业家有意识地公然模仿西方模式建立他们的商店。

然而，国货运动也彻底改造商店这种形式。为把国货从生产商流通到消费者手中，从一开始，国货运动就试图提供民族化的渠道。批发商和零售商是关键的环节，但也是靠不住的环节。上海的百货商店因为销售舶来品，在反帝抵制高潮时期常常成为目标。它们运输和提倡国货，包括它们自己的产品。然而，这些商店也以经营舶来品，并不排斥洋货而知名。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前夕，估计上海三大主要百货商店（永安、先施、新新）70%-80%的库存主要是进口货。

国货运动的积极分子意图创建专门销售国货的市场。正如下文所论述的，为帮助发展国货商店，展览会和陈列馆最初把集市建立在附近地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一旦展览会闭幕，集市也会随之消失。国货运动不仅多次试图建立永久的展览会（陈列馆），而且也想要建立永久的市场（商店）。

热心的个人和国货运动的组织甚至周期性地试图建立专门销售国货的商店，建立专门销售中国产品的“国货公司”是反帝抵制活动的常见内容。例如，在1919年抵制活动期间，整个江苏省有许多这类国货商店开业。其他的例子中，正如清华大学学生在北京所做的那样，抗议者通过从店铺里缴没日货并焚毁来建立国货商店。同样，1925年抵制活动期间，中华国货维持会建立了一家大型国货商店（参见图5.1）。人们时常讨论并周期性地尝试建立一个扩展至农村的全国性国货商店网络的想法。

图5.1零售商店的民族化，

《上海总商会月报》1925年10月。

图源：书籍原文

假冒国货成为国货运动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假冒国货的泛滥瓦解了国货运动的士气，因为甚至爱国主义消费者都受骗买了洋货。国货运动通过建立自己的商店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这些商店中包括上海的中国国货商店——上海商场，该照片拍摄于1925年该商店开业之时。在国货展览会期间，临时的国货市场建立起来，国货运动组织（这里是中华国货维持会）建立商店来创建永久的专门展销国货的民族化场所。在这样的店铺内，消费者徜徉在国货展览中，不用害怕无意中对洋货产生兴趣或是购买了洋货。

这些商店遭遇了不同的结果，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为纪念“国耻”，国货运动组织常常创建专门的国货市场，并强迫百货商店提倡国货。到1934年时，在广告上自称“全国最豪华最综合的国货商厦”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收罗海内外市场上数千种国货，编成一份国货目录。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销售国货的国际性商店网络从诸如这样的单个努力中发展出来了（参见图5.2）。当这些商店遍布全中国和海外华侨社区时，它们在消费文化民族化过程中成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一步。

图5.2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成立），

《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1947。

图源：书籍原文

20世纪30年代晚期，国货运动的机构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国货运动所创办的只售国货的临时市场，已经发展成联结国内和东南亚爱国的中国消费者的高速增长的连锁商店（见地图）。通过与地方商店相联结，自下而上地逐渐建立了一种民族化经济。在中国的轮廓上，公司标识（左上）添加了中文字“国货”，象征性地把地理和经济空间联结在一起。

这些展览综合体的四种方式中，第四种，也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是广告，它使商品景观超出了个体消费者能够控制的空间范围，产生了一种也许可以被称作“微型展览”的形式。尽管中国近代广告史尚未写就，但是，它的发展看来与其他国家的广告发展历程类似。在引入新的印刷技术后，随着民国初期报纸和杂志的迅速膨胀，广告也发展起来。第一则中文报纸广告出现于1872年前后的《申报》上。尽管这些广告最初促销洋货，但中国制造商很快就开始利用报纸以及稍后的广播、告示牌、汽车和日历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

在中国，国货运动和广告的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近代广告业为传播国货运动议程提供了一种途径。另一方面，国货运动通过界定广告的新词语，并通过强化中外之间的竞争而为广告带来收益，从而深刻影响了广告文化的形成。在国货运动萌芽之初，运动参与者就开始利用广告宣传国货，并攻击他们的竞争者是洋货供应商。

中国制造商不仅合成了术语“国货”，而且在他们的广告中频繁地使用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象征，尤其是国耻纪念日的标志。此外，像上海机联会这样的国货运动组织以广告把他们的资源汇集在一起，这些广告用来展示十余种已鉴定的国货，以此创建民族化视觉空间，作为创建民族主义的视觉认知这个更大工程的一部分。另一则广告（图5.4）通过描绘中国被载满进口货的船只重重包围的景象，阐明爱国主义与商品密不可分。

最后，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政府自身开始对广告进行分类，把国货广告和洋货广告分离开来。政府甚至特别允许国货促销广告免费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围墙上（并降低奢侈品和娱乐品的广告税率）。尤其在抵制期间，国货运动中更为激进的参与者通过破坏洋货广告和外国公司标志来使视觉空间民族化。

国货运动中正在形成的消费文化不完全是新生事物。甚至在1905年左右国货运动开始之前，创建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的三个关键要素已应运而生：民族经济综合体的基本层次、大量提倡消费的节日、品牌商品。因此，中国人已有大量机会把物品视为商品，并在节日期间与它们结合起来作为娱乐的资源，通过商标不同而能对近似产品加以区别。

图5.3 民族化视觉空间，

《申报》1929年2月17日。

图源：书籍原文

有许多广告把数量众多的“国货”集合在单张页面上，这里收集的这则广告是其中一张。上海机联会发明了这种广告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他们把这种广告刊登于中国主要的报纸上。如同国货商店的情况一样，这种广告形式创造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商品景观，因为这张广告页面内的任何一件物品都是经过检验的国货。这类广告使小规模的中国公司能够发布广告，并证明中国生产了一大批“人人欢迎”的商品。

广告暗示国货满足了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范围从传统的长者（右上），到都市的成年人（左下）以及娇生惯养的孩子（右下）。与此同时，一排排产品说明人们使用国货既时髦又爱国。产品国籍仍然比产品款式更为重要。确实，这里展示的大多数物品（例如牙刷、布伞、化妆品、皮鞋和棉布衬衫）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在中国市场上出现。

在输入并改造这四种展览方式之前，中国人早已深受商品的影响。远的可以追溯至宋朝（960-1279），毫无疑问到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中国已经有商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许多地方有广泛而密集的商品流通和贸易商人。同样地，到18、19世纪时，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转而求助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问题。到明代中叶时，中国甚至已存在一个“全国市场体系”或“全国市场”。全国各地的农民在定期的集市上买卖过剩产品、经济作物和手工产品。到20世纪初，据估计大约有63,000个地方集市联结着地方和主要的贸易中心。

图5.4 爱国吸烟者，

《申报》1935年8月8日。

图源：书籍原文

国货运动组织和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投放了这则广告。国内香烟市场上的中外竞争尤为激烈，烟草广告成为传播国货运动观念的一种常用途径。这则广告再次宣扬耳熟能详的国货运动主张，鼓励为实践中国的民族性而消费国货。顶端的横幅写着：“中国人应吸中国香烟”。图片右边通过展示一张中国轮廓图（图上没有划分省份或是显示任何邻国的边线，中国被装满进口货的船只包围），强调了消费国货势在必行。这幅图强化了国货和外货这两种主要类别之间的对峙局面，图上的文字写道：

除了地方集市，每年与阴历和阳历相关的一些节日给人们提供了挑选与消费季节性和特色商品的机会。在这些节日中，有几个是举国同庆的。各个城市、市镇、乡村庆祝地域性的以及当地的节日，这些节日通常与某位神灵的诞辰有关。关于北京每年的节日和仪式的一份综合报告记述了十余项这种活动，包括全国节日、地方庙会、特殊行业的节日、特殊产品的节日以及在城市特定地点举行的节日。例如，每年阴历新春，北京附近一家以出售书画、拓印和古玩而著名的店铺都会举办为期15天的市集。每年，“富人和贵人的马车长龙”蜂拥而至，到此地搜寻时髦的奢侈品。

最后，为了给商品注入民族性，没有什么比确定商标或品牌更重要的了。中华帝国晚期，商标的范围从简单的字词和图像到数字和符号，这些用于识别基本生活用品大米、茶、布料，以及诸如医药品这样的复杂用品（例如，上海的“雷允上药店的著名药丸”，至少从1700年左右就已经有了）。在20世纪之前，品牌通常限于当地“特产”：景德镇瓷器、绍兴黄酒、湖州宣纸。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不仅有权使用品牌产品，而且也利用这些产品来表明身份。

在国货运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经济竞争使“民族经济”节日变得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无论是新兴节日还是旧有节日都成为鼓舞并实践民族主义消费的途径，“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地域认同的概念，成为在“国货”分类下，包括地方和各省物品都能享有的“品牌”。

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的国货展览会比起传统的中国市集以及在巴黎、纽约、旧金山和悉尼等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来，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历史学家通常把帝国主义列强举办的展览会解释为宣布具有合法性的表演，象征着东道国的权力，并在世界舞台上确立其自身与其他国家的清晰的民族边界。这些展览会被认为在创建普世的消费文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近些年，学者们受瓦尔特·本雅明的启发，本雅明认为19世纪末的“世界博览会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地”，这“使商品的交换价值高涨”，“创造了一种使商品的固有价值黯然失色的结构”，并越来越多地探讨诸如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活动与消费文化或“消费社会”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例如，诸如罗萨林·威廉姆斯这样的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活动所具有的创新和象征的能力，他指出，展览会在19世纪末法国成为“疯狂消费的梦幻世界”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此相似，通常认为诸如水晶宫博览会这样的活动是“几乎完美地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博览会所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合法化”。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犹太裔学者、

作家，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国货展览会的历史——以及整个展览综合体——则揭示了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商业入侵的选择性利用。与本雅明所启发的那些想法并不相同的是，我关注在民族主义商品崇拜的创建过程中可以进行比较的民族朝圣过程的角色。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正如本雅明所表述的）认为世界博览会彰显商品的交换价值而遮掩了商品的“固有价值”。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却掉转方向试图把市场价值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并创造一个民族主义消费的“梦幻世界”。

国内外对工业展览会的不同定位之间的紧张从一开始就存在。尽管制造业展览会要开始得更早一些，但是，欧洲首个国家工业展览会在法国第一共和国（1792-1804）期间才举办。像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一样，法国人最初只限国内物品参展。直到1851年水晶宫首届国际博览会前夕的1849年，法国曾经认真考虑邀请外国人参加这些展览会，但最终决定放弃。就如19世纪上半叶许多国家所举办的国家工业展览会那样，法国人害怕他们的国内市场会被廉价的外国（主要是英国）商品占领。尽管有这些对外国货渗透的恐惧，法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最终决定参加诸如水晶宫博览会这样的国际展览会，并在他们自己的展览会上允许国际参与者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进行比较和改进自身产品的重要机会。法国人此后再没有倒退。

尚不十分清楚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或怎样对展示商品的想法产生兴趣的。显然，中国人在国际展览会上有许多展示机会。在洋人管理的清帝国海关操持下，中国寄送展品参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多个博览会。中国出席了欧洲的主要活动，并且是参加首届伦敦国际博览会的34个国家之一。在1867-1905年间，中国至少参加了25次国际博览会。中国还参加了1878年和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两次大型博览会，以及其他全世界大型的专业活动。侨居海外的中国学生和官员参观了在欧美举办的主要展览会，他们还以内容广泛的信函、文章和书籍记录下他们的观感，拥有众多读者。

为提倡“国货”而举办的专门展览会传播如此迅速和广泛，以至于难以确定共有多少场。一份1929年的目录列出了1907-1929年间31场较大型展览会的名称。然而，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也举办了许多较小规模的展览会，它们是新政的一部分。另外，清王朝也帮助建立了永久性的展览大厅。例如，1906年农业部、工业部和商业部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劝工陈列所”，用以“专门展示中国自己制造的每一种商品”。相似的机构很快在诸如苏州这样的城市和直隶省（今河北）这样的省份中出现。

像中华国货维持会这样的国货运动组织的记录提供了民国时期许多展览会的证据。在1911年成立后不久，中华国货维持会就开始组织、提倡、参加地方上的、地区的、国家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并且参与了一个由东南亚华侨团体组织的展览会。此外，国货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对推广它的组织形式包括展览会很有助益。随着国货展览会成为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一种有意义并在政治上可接受的形式，许多学生团体、妇女俱乐部、同乡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也主办了较小的展览会。如上所述，国货运动的积极分子也组织了流动式的国货展览来访问较小的城镇和乡村。

最终，在1928年国民党政府建立后，政府马上命令创办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展览会，展览会数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在这些年中，人们也可以看见许多支持展览会的国货运动新组织的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展览会——连同海外华人主办的展览会——变得普通平常，数目庞大，不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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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论研读小组

研读&排版：朱石林

合作导师：郑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