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八角星纹彩陶豆、石家河玉器、三星堆青铜领衔214件古国时代文物!《星斗:古国时代的中国》限量400本,全网发售!

青铜人面具

三星堆文化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神人兽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M12出土

杭州市临平博物馆藏

玉人头像

后石家河文化

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遗址出土（W8:2）

天门市博物馆藏

神面玉端饰

后石家河文化

湖南澧县孙家岗出土（M149: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鸟鱼纹彩陶葫芦瓶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西安半坡博物馆藏

八角星纹彩陶豆

大汶口文化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 全新亿级像素拍摄，局部微距呈现古国时代先民彩绘细节。

黑陶

——仰韶文化陶器——

葫芦形彩陶瓶以黑彩描绘鱼、鸟等题材，加以概括、变形、简化、解构等艺术手法对纹饰进行抽象化处理，使葫芦瓶整体呈现出有序协调而又活泼神秘的效果，器型与纹饰相得益彰，表达了与灵魂、生死有关的观念与信仰。

仰韶文化的鱼纹经历了从具象写实到抽象重组的过程，几何鱼纹经过抽象概括，更强调鱼的形态与动势，具有较强的巫术仪式图腾装饰意义，在简洁的线条、强烈的运动感、鲜明的黑白对比互补中，呈现出朴素而强烈的形式。

细泥红陶。器表饰两条变形鱼纹图案。鱼身线条凌厉，神态生动，对鱼鳞的描绘减弱，着重绘制头部鱼嘴的形态与鱼眼的神态。

鱼纹内涵丰富，有“图腾说”“生殖崇拜说”“生死轮回说”“宗教崇拜说”等多种观点。

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藏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五鱼纹彩陶盆，不仅以写实鱼纹展现渔猎经济的印记，更在“瓮棺葬” 葬俗中承载着特殊意义，其纹饰的对称性与重复性暗含“灵魂再生”的生死观，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

该器为泥质红陶。沿面上饰有几何形黑彩，内壁绘有五条小鱼，均作游水状，形象生动，体现了原始画家的高超技术。

这种类型的彩陶盆往往用于埋葬幼儿的“瓮棺葬”葬俗，即将陶瓮、盆二者合扣，作为葬具。部分陶盆的底部凿有小孔，象征灵魂出入的通道。多埋于居住区旁，体现生者对逝者的眷恋与灵魂不灭观念。鱼纹、鸟纹等纹饰可能与图腾崇拜相关，兼具护灵与祈福功能。

随着庙底沟类型彩陶的西传，彩陶文化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距今约5300—4000年，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庞大的数量，丰富的图案题材，繁满的装饰以及流畅的彩绘行笔等特点，昭示着新的彩陶文化中心的形成。自此，史前彩陶文化发展到顶峰阶段。

泥质土黄陶。小口，圆唇，直颈，鼓腹，平底，双腹耳。施红、黑彩。口沿内侧绘细带纹、垂弧纹，外颈部绘黑色网格纹，肩部绘两层平行的垂弧锯齿纹以红色细带纹间隔，腹部绘两周平行的垂弧纹、一周斜条带纹、一周宽带纹。

马家窑文化彩陶将史前彩陶文化推向了巅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内彩旋纹双耳彩陶盆，满彩且通体绘有旋纹，线条流畅且富有韵律感，可能与先民对日月运行、季节更迭的观察相关，体现了早期天文历法观念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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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陶器以灵动的风格著称，开创了生活器皿的新面貌。轮制技术赋予其匀称的器壁与圆整的形态，烧制技术的创新使得灰陶与黑色陶衣广泛出现。

宽把陶豆

崧泽文化

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M62: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崧泽先民不仅将对生活的摹写与艺术热情倾注于鼎、豆、罐等生活用器中，运用各种编织纹、镂刻、彩绘等方法装饰陶器，还制作出不失幽默诙谐的塔形、动物形等各种创意造型器。

该器一侧堆塑刻划一个兽面形态。三角形的鼻子和顶部两个扁条形兽耳为堆塑高起，眼和嘴则用阴线刻划。整器构思设计精巧，动物形态逼真，很像蹲立的猫的形象。兽面壶是崧泽文化时期信仰与艺术自由多元的一种反映。

此外崧泽文化遗址中的彩绘陶较多，主要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常绘于泥质黑衣灰陶的豆、罐、壶等上，花纹多为黑红色编织纹。

彩陶为在胚体上以矿物颜料绘彩，然后焙烧的陶器，其纹饰图案因经过烧制，所以不易褪脱。而彩绘陶为先焙烧后绘彩的陶器，色彩易磨损脱落。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是长江下游古国时代发展的顶峰。良渚黑陶以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表面施黑色陶衣并打磨光亮，呈现漆黑或铅黑色光泽。

黑陶器型与纹饰的规范化生产，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与等级制度的形成，良渚黑陶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更是礼制与信仰的载体。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43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苏北及皖北地区。

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往往随葬大量成套与饮食相关的陶器，在文化辐射区内，几乎都采用了类似葬仪，相似的考古发现背后是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

该器口沿以白彩绘底，赭彩绘直线纹及三角纹;腹部用白彩绘方形空心八角星纹，并用黑彩描边，其间用条形纹相隔；足上用赭彩绘底，白彩绘对弧线纹。八角星纹是山东新石器时代典型的图案纹饰，在大汶口文化中极富特色。

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以山东地区为中心辐射周边。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关于随葬成套陶礼器的葬仪。细腻光洁的白陶、黑陶，与玉器、猪下颌骨等共出于高等级墓葬中，象征着等级制度。

细泥黑陶。胎壁薄如蛋壳，上部为弧沿宽大的圜底杯，下连长的圈座，座部略成束腰式，外饰竹节状。

器身与器座套合而成，整体做工精美，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艺术的巅峰。

石峁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核心，主要分布于陕北、晋北及内蒙古南部地区。石峁文化陶器以灰陶、黑陶为主，尤以鼎、鬲、斝、盉等饮食器与大型容器为特色，且具有本地色彩。

这些陶器成组放置于中高等级墓葬的壁龛中，象征着身份与地位。部分陶器经检测发现器内有酒类遗存，酒器组合的丰富，反映了宴饮的仪式化，礼制进一步发展。

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3500年）主要集中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实证，代表了东亚首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雏形，标志着古国时代的结束与王朝时代的开启。

无论是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叙事”所显示的宴饮、祭祀礼仪，还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工艺分层”体现的等级制度，这些陶器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精神文化的体现，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礼制传统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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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石家河文化玉器——

后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因玉器而闻名。该文化继承了石家河文化传统，同时融合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因素，形成多元交融的面貌。

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以灵动的鸟、虎、蝉等动物形玉饰，肃穆的人面玉饰，及人兽复合的神面玉饰最具代表性。这些瑰丽神秘的玉器背后，蕴含的是先民对“神祇”“祖先”“神灵动物”的共同信仰。

后石家河文化中常见两类拟人形制的玉器，一类样貌狰狞，一类面容和善，呈人首形，圆雕和平面（侧视）均有，有单独成器的，也有与各类动物造型组合的。

目前普遍认为，狰狞獠牙的一类象征自然界的神灵，或可称为“神面”,人首形的一类象征人类祖先，或可称为“祖面”，两者都是先民祭祀和崇拜的对象。

双首同身，菱形眼，人首皆戴头冠，颈部弯曲相连，耳后有S形披发，额头饱满，面部写实，神态似在微笑。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则代表了史前玉礼的巅峰。玉琮的“外方内圆”造型对应“天圆地方”宇宙观，玉琮表面的神人兽面纹神徽，是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神徽图案神秘庄重，象征着王权神授，体现了当时神权与王权的紧密结合。

不同遗址出土神徽的高度一致性，表明其已成为跨地域的“权力符号”；而玉料的远距离运输，则揭示出良渚社会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要素。从红山的“地域特色”到良渚的“体系化传播”，玉器的演变见证了文化认同的逐步凝聚。

整器分上下两节。上节为简化神人面纹，以两道密刻十数根细旋纹的凸棱为简体羽冠，以重圈为眼，两侧各刻小三角尖为眼角，以凸横档为鼻，上刻卷纹作鼻翼。

下刻兽面纹，以重圈为眼，两侧斜向饰以带小尖角的弧线作眼角，外有椭圆形凸块为眼眶，两眼以桥形凸额相连，下部以刻卷纹的凸横档为鼻。上射口缺，并有切割取料时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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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主要分布于东北西辽河流域，以发达的玉文化与原始宗教而著称。红山文化是史前北方玉器中心，装饰类、工具类、武器类玉器，气韵生动的人物、动物类玉器，以及勾云形佩、玉箍形器等宗教礼仪专用玉器构成了红山文化玉器体系。在红山文化中，祭祀极为盛行，“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建筑群与大量墓葬玉器的集中出土，反映了玉器承载着沟通天地、连接祖灵神灵的核心功能。

玉箍形器是红山文化代表性的玉器种类之一，一般为上大下小的中空圆筒形。这类玉器最初被认为是戴在头上的束发器，但结合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与古代龟灵崇拜和龟卜习俗有关。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孕育出了充满礼仪色彩的玉文化。礼敬天地的玉璧与玉牙璧，以及由实用工具转化而来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有刃类仪仗玉器，构成了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礼器体系，是王权与军权的重要表征。

该文化玉器的影响辐射至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有刃类玉器被二里头文化吸收延续，影响深远。

二里头文化玉器在吸收各地史前文化玉器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玉璧、圭、刀、牙璋、柄形器等玉礼器，与玉戈、钺、璧、戚等礼兵器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群。这些玉器超脱了实用范畴，有的还与青铜器、陶礼器、卜骨共出，集中展现了持有者对军事与祭祀权的垄断，一统华夏的王者之气呼之欲出。

石峁文化是古国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史前用玉中心。其玉器以刀、铲、钺等有刃器为大宗，特别的是，其中大量玉器被有意嵌入关键城防设施的墙体中。这种“藏玉于墙”的礼俗，展现了石峁统治层期冀通过以玉为媒的祭祀手段，从精神层面防御与化解军事危机的渴望。这既是“祀与戎”的结合，也代表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融合。

齐家文化（距今约4300—3500年）继承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是古国时代晚期的又一个用玉中心，其典型玉器涵盖璧、琮、环、多孔刀、斧、钺等，大多光素无纹，不求细节，独具本土特色。

其中，玉璧与玉琮的数量多，且存在相对固定的璧琮器物组合，形成了璧琮礼制。这些玉器并非实用器，而是感应天地神祇的祭祀用礼器，承载了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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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其工艺复杂度与资源消耗性，使其成为早期国家权力的直接象征。

《星斗》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铜器的萌芽，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礼器群的出现，再到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的独特辉煌的发展历程，揭示其与王朝形成的内在关联。

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合陶范铸造法的应用，推动了青铜工艺的巨大飞跃，使得青铜器的制作更加精美、复杂。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其独特的造型惊艳世人，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展现了文明多样性。此次展出的青铜“纵目”人面具、青铜人头像、铜眼形器等器物，造型夸张，神秘莫测，仿佛来自遥远的神秘世界，吸引着观众不断探索古蜀文明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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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古国时代脉络，杭州市临平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馆长吕芹、杭州市临平博物馆首席专家陆文宝为图录开篇作序，详细梳理展览及图录脉络。

同时，书中附有“距今7000-3000年中国主要考古学文化谱系年表”，以帮助读者理解不同地区文化的时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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