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我公司接到区金融局的通知，邀请我们参加于7月10日举办的“企业IPO培训辽宁班”。当时公司正好有筹划上市的想法，便派出我前往参会。
培训期间，主办方安排的授课老师郭老师主动与我们接洽，介绍其团队所提供的企业上市辅导服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及上市需求的考虑，我们在会议现场初步决定与该团队合作，并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由于事先并未预料到会现场确定合作，我并未准备大额资金，原本计划回公司后再办理款项支付事宜。
但当时两位郭老师（具体单位及身份未明）一再劝说，表示需支付部分定金以体现合作诚意，并承诺剩余费用可后续补交。因我随身携带的信用卡额度仅剩10万元，经协商，对方同意我先现场刷卡支付10万元作为定金，合作事宜遂初步确定。
随后在2018年8月13日，我公司向对方指定的上海公司支付了30万元服务费；同年11月30日，又支付了70万元。然而12月时，该上海公司却将70万元退回，并要求我们将该笔款项转至另一家上海公司账户。我公司于12月19日及24日分别将70万元重新支付至对方新指定的账户。
服务方面，2018年8月14日，对方指派的虞老师曾来到我公司位于沈阳的总部进行考察；2019年2月，虞老师再次安排其团队人员前来沟通。除此之外，双方之后的联系主要依靠微信进行。期间我曾两次应邀前往上海参加所谓的“项目打磨会”，但会议内容较为笼统，实际指导意义有限。
直至2020年9月，对方突然失联，无法通过微信、电话等任何途径取得联系。2021年底，我公司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我曾尝试联系虞老师，希望其能退还部分费用以缓解压力，但遭到对方明确拒绝。此外，虞老师至今仍有10万元发票未向我公司开具，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均无回应。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对方并未履行其承诺的各项服务，也未推动我公司实现任何上市进展。我公司认为对方未按约提供服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目前已整理相关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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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两位郭老师（具体单位及身份未明）一再劝说，表示需支付部分定金以体现合作诚意，并承诺剩余费用可后续补交。因我随身携带的信用卡额度仅剩10万元，经协商，对方同意我先现场刷卡支付10万元作为定金，合作事宜遂初步确定。
随后在2018年8月13日，我公司向对方指定的上海公司支付了30万元服务费；同年11月30日，又支付了70万元。然而12月时，该上海公司却将70万元退回，并要求我们将该笔款项转至另一家上海公司账户。我公司于12月19日及24日分别将70万元重新支付至对方新指定的账户。
服务方面，2018年8月14日，对方指派的虞老师曾来到我公司位于沈阳的总部进行考察；2019年2月，虞老师再次安排其团队人员前来沟通。除此之外，双方之后的联系主要依靠微信进行。期间我曾两次应邀前往上海参加所谓的“项目打磨会”，但会议内容较为笼统，实际指导意义有限。
直至2020年9月，对方突然失联，无法通过微信、电话等任何途径取得联系。2021年底，我公司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我曾尝试联系虞老师，希望其能退还部分费用以缓解压力，但遭到对方明确拒绝。此外，虞老师至今仍有10万元发票未向我公司开具，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均无回应。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对方并未履行其承诺的各项服务，也未推动我公司实现任何上市进展。我公司认为对方未按约提供服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目前已整理相关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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